3、刑事政策上，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刑事诉讼法还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控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的权力。因为判断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控人员说了算的，一旦侦控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刑讯逼供了。
4、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5、在我国的诉讼过程中，口供往往在一个案件中起到决定的作用，物证等其他方面的证据所起的作用相对口供而言就小了，重口供轻证据，在每一步诉讼过程中都存在，因此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更注意口供的获取。
三、其他原因
1、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定案，主要依赖证据的搜集和鉴别。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现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混乱，常常形成一个事实却有几个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的局面。证据收集和鉴别上的困难，也使办案人员过分依赖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口供。
2、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普及迅速，使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智能化。犯罪痕迹随着时间、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和人为掩盖、破坏，取得确凿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从嫌疑人口中得到线索，是取得稍纵即逝、时过境迁证据的便捷方法。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秘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
3、随着全民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司法机关人员的素质也有了整体上的提高，但一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文化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不讲职业道德，在一些基层司法机关中并非个别现象。有极少数司法人员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为了私利(如个人报复、取得非法经济利益等)往往需要制造假案、冤案，刑讯逼供则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