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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光中、谢正权：《关于建立判例制度的思考》，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2期，第27页。
严存生：《判例与法的发展——读梅因<古代法>有感》，载《判例在中国》，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梁慧星：《德国民法典债务法的修改》，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1期，第38页。
参见郭卫华主编：《“找法”与“造法”——法官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07页。
虽然不排除目前可以因地域、经济和民族等因素的差异而制定不同的判例指导，但统一是法律的发展趋势。
参见《盘点2004我们身边的法》，载北京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4-12/06/content_2300253.htm），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3月 20 日。
周道鸾：《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严存生：《判例与法的发展——读梅因<古代法>有感》，载《判例在中国》，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 页。
可规定如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充分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及时性原则等。
参见《‘一条生命300元’的过时规定为何还在执行》，载北京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12/content_5837199.htm）2007年3月12日电（记者李兴文、吴晶），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4月10日。文中全国政协委员王翔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出：依照铁道部28年前的法规，穿越铁路被火车撞死，一条人命赔偿300元。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一现象实在难以让人理解。王翔委员的提议道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此类“暂行”多年、早已时过境迁的法律法规应“提速”修改。
参见刘世元主编：《区域国际经济法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参见王玧：《判例在联邦德国法律制度中的作用》，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7期，第50-51页。
参见王利明：《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载《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1辑，第23页。
周瑞华：《论西方分权制衡原则的利弊》，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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