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铁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是都从自身需要出发，各家都制定了本系统内部的考核刑事案件质量的办法。对公安机关而言，如在案件考核文件中明确规定：已拘人的报捕率要达70％……等，考核时，不问分清原因，只看不捕的结果，只要不捕，一旦达不到质量考核规定办法中的百分比，就会被处以扣分，最终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利益受损，即被扣发奖金。对检察机关而言，一旦对没有逮捕必要的作出不批准逮捕后，就会产生不捕率过高的问题，虽经济上未受到任何影响，但其导致的结果是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准时到庭接受审判，公安机关自然而然就把责任归咎于检察机关不捕所致；如果检察机为公安机关着想，本着“够罪就捕”的原则，势必造成批捕案件质量上“错捕”案件的产生。再加之，铁路管辖区域内的案件大多数都是客盗、货盗案件，犯罪嫌疑人异地作案的情况占了绝大部分，公安的警力又不足，经费也是问题。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公、检两家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不一，成为了实践操作中“没有逮捕必要”执行的绊脚石。
　　（三）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忽略了保障人权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正确运用逮捕措施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碍诉讼活动，保证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司法实务中，逮捕的作用不容小视，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防止其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逮捕措施倍受亲睐也就理所当然了。同时执法人员执法理念有待更新。现行国际人身强制措施的发展趋向，强调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不能偏废。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政策过分强调打击犯罪，强调对社会公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私权的保护。在实务中，不少执法人员在对保护公权与私权相互冲突时，往往选择的是保护公权，打击犯罪。导致对本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逮捕决定。
　　（四）“无逮捕必要”依据刑罚标准不一其及“社会危险性”缺少细化的客观标准
　　一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无逮捕必要”适用刑罚是宣告刑还是法定刑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司法操作执行时也比较混乱，有的地方依据法定刑，有的地方依据宣告刑。
　　二是，“社会危险性”是采取逮捕或取保候审等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 “无逮捕必要”的直接标准。目前，因“社会危险性”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主要依靠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然而，这种判断、分析的结果，与承办人的素质、能力、水平、理念等有着紧密的关系，往往会因人而异，直接导致不同的承办人对同一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产生不一样的判断。同时，承办人若作出“无逮捕必要”不捕决定后，若協生了犯罪嫌疑人外送、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承办人承担的压力是巨大的。由于存在这样的风险，使“无逮捕必要”的适用也被极大限制。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