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张“刑无等级”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社会动荡、礼崩乐坏。面对这种现象，孔子痛心疾首，主张“复礼”、“正名”，大一统的王道才能拯救社会。 “正名”就是定名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复礼就是想恢复社会的等级差别，西周天下一统的法律秩序，主张人有智愚贤不俏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荀子曰：“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为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8]可见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上下有别、贵贱有差的等级社会。所以儒家在礼治秩序下的
刑法适用上也就主张别贵贱，分等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9]。
法家虽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但是法家认为奖赏刑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一赏一刑。商鞅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10] 所以法家倾向[11]于法不阿贵、一断于法，即“刑无等级”。商君云：“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12]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3]很明显，这些和儒家所谓刑不上大夫的主张都不相容。商君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4] 这种毫无通融，不讲私爱，完全以客观行为为断的精神，自和儒家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尊亲贵，郭故旧，尊宾贵，尚功能，及议事以制的主张相反，法家反对所谓议。管子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15]。
2、儒家主“亲亲相隐”，法家主去私任公
“礼治”是宗法和等级相结合的产物，儒家尤重“亲亲”的原则，甚至当“亲亲”与
刑法发生矛盾时，乃主张“亲亲”，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16]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7]
法家反对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主张去私任公。商鞅还首创了连坐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18]慎子对于“亲亲”原则反对更是强烈，“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19]楚有直躬，其父窃羊而告之吏，令尹杀之，以为宜于君而曲于父。孔子也曾就窃羊的事表示不同于主张告父者的意见，说：“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0]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儒法两家不同的主张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