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罪与量刑
隋晓红
【全文】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和过度犯罪化相对应的；轻刑化是与重刑主义相对应的。当代世界
刑法改革运动中，非犯罪化与轻刑化代表一种趋势。笔者以为，我国应当适时修改
刑法，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调整犯罪圈，而在具有犯罪定量因素的独特框架下更应该提供出罪的渠道，而非奉行
刑法万能主义一概建议修订
刑法予以规制；对我国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应当作坚决的抵制，走轻刑化的道路。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的少数民族犯罪，如何适应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思想，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必须进行一种现实而前瞻性的思考。
1．少数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伴随着世界
刑法发展的始终，代表着人们对某种行为的是非评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明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在变化，对是否构成犯罪也各有差异。我国刑法存在立法与司法之非犯罪化的区分。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立法者将原本由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从法律中剔除，使其正当化或者行政违法化。 这种非犯罪化的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变通或补充条例对某些犯罪行为予以非犯罪化，比如在“抢亲”风俗盛行的地方，便应当在变通或补充条例中规定抢亲中的情节较轻的人身伤害行为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谈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更多涉及的应该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在“但书”规定的范围之内操作非犯罪化。关键在如何理解“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比如，对于集体殴斗行为，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对殴斗造成的伤亡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又如，对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干涉婚姻自由，当父母之命受到青年男女的阻挠而暴力介入的，较汉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会普遍地对干涉婚姻自由的父母抱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因此，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上，应当适应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作一种较汉族地区更为宽容的解释，使得少数民族犯罪更为广泛地依赖出罪途径实现除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