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原初产生之际就排斥了妇女，并以男性的标准建构了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结构性环境。由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沿用不同的伦理原则，男权制度的建构在将私人领域中建构为妇女的活动空间并从属于男性的同时，将公共领域塑造成具有男性化特征领域而排斥女性。因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缺陷不仅在于法律结构还在于其严重地包含了性别观念上的划分。这一性别观念就成为今天女性与公共领域分离的最主要障碍。因此，简单地赋予女性权利，让妇女参加公共的政治生活，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业已浸泡了男权文化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性别分工的文化观念。因此，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的“去性别化”也许更为根本，也更为艰巨。而这，虽然表现为法律问题，但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不过，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去性别化”，除了传统男权文化作祟外，还有重经验与重本土的观念或多或少消减了人们的改革热情。这种观念认为法律是由民族精神发展而来的，是通过风俗、民族信仰和习惯，也即“通过潜在的影响力，而不是立法者的专制”而产生的。因为习俗是建立和确立身份的手段。“改变习俗就是改变社会的身份及组成社会的个人的身份，而这也是此类改变为什么总是遭到猛烈抵制的原因。”[39]因此，这种观念极力反对立法者对法律制度进行深刻的干预，其结果是将法律赋予了一个“历史的“或”文化“的定义，这一定义掩盖了自然与法律的分离，既掩盖了法律对性别等级的原初建构的历史事实，又为现行法律中含有的性别歧视的内容张目。对此，马克思将之批判为“用昨天的卑劣行径来证明今天的卑劣行径为合法的学说。”“一旦皮鞭被认为是世代相传的”，它就能够“将女奴对皮鞭的反抗称为背叛。”[40]用休谟的话来说，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当”，有关事物实际如何的知识并不能告诉我们它应当如何。[41]由社会风俗、民族信仰和历史习惯所形成的性别等级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一事实的合理与公正。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不仅仅是社会功利的算计，而且也是人类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性和意志，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42]那么，对法律传统结构环境作出改革以获得公众，包括妇女的信仰，就不会存在这一观念的障碍。问题是，为什么理论家们反对出现在科学、宗教、文化和经济等领域中的人为等级，却没有兴趣在私人域作出同样的努力呢？毫无疑问，部分答案在于：男性哲学家不愿意去质疑他们从中所受益的两性分工。[43]这也表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去性别化”很艰巨，同时也表明对性别平等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
【注释】作者简介：周安平教授，1965年生，江西安福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见萨莉-J-肖尔茨著《波伏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6页。
参见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页。
参见艾德勒：《六大观念》，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0页。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著《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