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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同一平等抑或是差异平等，都是通过赋予妇女法律权利的方法。这种“赋权”的法律方法近年来不断地遭到学者们的质疑，正如考夫曼（Kaufman）和林斯德奎斯特(Lindquist)所批评的：“法律权利无法改变社会中的根本性支配结构。一般说来，人们观察到‘尽管权利有些时候对一个人或一种情况起作用，可如果让权利去改变塑造个人行为的机构权力和行为的组织结构，那就大难了’。”人权以及妇女的人权，都无法存在于抽象之中。[23]因为，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的法律权利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是深嵌入在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他们离不开这个环境给予他们的解释。因此，（西方法典所定义的）人权应对的是个人的情况，几乎无力对付结构性环境。并且，即使有些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妇女个人通常可以使用与权利有关的法律来控诉妇女的疾苦，有关人权的法律也无法为重新界定结构上带有性别的程序提供解决方案。[24]以经济领域为例，即便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甚至作出一些对妇女就业的保护性规定，由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性别的结构性特征，因而，妇女更多的参加工作的事实非但不能减轻妇女的压力，反而加重了妇女的负担。导致越来越多的妇女要同时扮演挣工资与做家务的两种角色。[25]于是，妇女不得不在满足市场的新需要的同时保证她们自古以来所承担的家务职责，因此，承受着“双重压迫”。男性和女性在历史上所承担的不同家庭职责转化成为他们在付酬劳动者中权力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反过来又为全球化的进程所利用和强化。[26]于是，对法律环境作结构性的改革就纳入到了性别平等的视野中。
三、性别平等的最佳法律进路——传统法律结构性环境之批判
法律结构性的性别特征源于法律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法。法律建构社会性别基本的法律方法就是在法律上将人分为男性与女性，并以严格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作为其对应的活动空间。“法律倾向于分类和个体化确定界限，这种倾向以故意强调特殊的身份特征来否认歧视的系统性危害。”[27]这种两分法为法律之传统，制造了社会性别也强化了社会性别。社群主义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从而可能导致私人空间自由的丧失，从而使私人空间的秩序基于强力而维持。而个人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强调私人的绝对权利与自由，排斥国家干预，从而使私人空间的不平等在自由至上的原则下又得以维继。于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法治社会的今天都是不可沟通而分属于不同的法律系统的。而女权主义所倡导的性别平等的法律方法以及法治社会的性别平等的法律实践更多的是局限于政治公共领域，误以为只要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与男子的平等地位与法律权利，妇女就真正获得了解放。于是，政治社会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文本的意义因为私人领域业已存在的不平等事实而消减了，甚至因为私人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消减而更加恶化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一直是或主要是争取妇女在政治上的公民权利以反对政治上的压迫。而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女权主义却再一次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妇女在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公民权利后，其不利的处境却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28]
传统女权主义的法律方法的局限性，女权主义学者也有所察觉。早期激进女权主义者巴巴拉-布里斯（Barbara burris）认为全世界的女人构成了一个被男性“帝国主义”“殖民化了的”社会等级，和所有的殖民地人民一样，妇女的文化也遭到了镇压。而且妇女无法与其他反帝国主义团体结成联盟，因为男性统治着她们。[29]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也写道：“当某一群体统治另一群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这种政治关系长久地存在着，它就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所有人类文明都处于父权制之下：这些文明的意识形态即大男子主义。”[30]由于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植根于公共社会，也植根于私人领域[31]，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倡导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妇女的真正解放并不是一个很有实效的分析工具。因为，阶级分析方法针对的是政治领域中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产生的反抗阶级压迫的一种分析工具，这种分析方法没有注意到妇女是分属于各个男人（既有统治阶级的男人，也有被统治阶级的男人）所辖的事实。对于妇女的解放而言，反抗阶级的压迫不如置换为反抗男人的压迫更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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