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私人物权不能抽象、孤立地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充斥利益冲突的现实社会中。因此，物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必须以接受公共利益的适度限制、向公共利益适度妥协为代价。道理很简单：单个私人物权的绝对化必然导致私人物权秩序的混乱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虚化，最终不利于全体权利人。有鉴于此，《
物权法》第
7条借鉴国外立法通例，承认了物权的社会化理论，界定了物权的法律边界：“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这就充分体现了物权的社会化趋势。如果把第4条解释为权利保护条款，旨在强调物权的神圣地位，第7条则可解释为禁止权利滥用条款，旨在反映物权的社会化要求，预防与消除私人物权极端膨胀导致的负面社会效果。
不过，《
物权法》第
7条仅从消极层面要求权利人约束自己的物权活动，避免物权的取得和行使损害公共利益。权利人的这种外在社会义务虽然外延广泛，但义务负担并不过苛。因为，该条规定并未要求私人物权为增进公共利益而牺牲，并未强制权利人在社会公共利益面前丧失私人物权，更未明确规定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制度。那么，《
物权法》是否有必要授权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征收私人财产？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为谋求广大人民的福祗，在强力保护私人物权的同时例外授权国家强制征收私人财产。
《
物权法》第
42条对政府征收公民个人的房屋和不动产采取了例外允许、严格限制的态度。该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综合《
物权法》第
4条、第
7条与第
42条，可以得出结论：物权的个体性呼吁全社会树立尊重物权、敬畏物权的物权神圣思想，旗帜鲜明地保护私人物权免受他人（包括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不法侵害；而物权的社会性则呼吁权利人理性地行使物权，并自觉尊重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反对滥用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物权。可见，物权神圣与物权社会化之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倘若把公共利益比作森林，私人利益则是树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不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亦属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