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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公平与促效率
公平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51] 效率也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为经济效率提供动力；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降低市场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确定 科学 的 方法 （如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率。[52]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本质上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公平与效率之间在主要存在异向负相关变化的同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也存在同向正相关关系，即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着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
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公平原则应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因为，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社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合作社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合作社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随着 历史 的演进，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竞争空前激烈，竞争在更广泛的时空中演释。在实力作为市场竞争根本的同时，效率也同样为竞争提供动力，提供壮大实力的动力。为适应这些发展的需要，为提高效率、实现公平，世界各国纷纷对合作社法进行修订。如德国1973年修订合作社法时，作出如下变化：为降低交易成本，理事会成员可以不再由社员大会直接选举，而由小规模的专业委员会产生；为提高决策效率，理事会业务管理权限不再受社员大会决议的约束等。[53] 合作社制度的修正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组织效率，增强了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公平的追求应是组织存在的终极目的之一，但这里的公平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公平，而且应是结果意义上的公平，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不仅体现组织内的公平，而且体现组织外的公平。在架构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时，一些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制度，从表面上或一段时间或一些层次上对少数人的平等权利会造成损害，牺牲了他们的利益，似乎造成对公平价值的贬损，但从长远来看，从整体利益来看，这些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将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出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全体社员最大化的个人利益。
笔者认为：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都是必要的。在配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制度时，对合作组织的设立条件、组织结构、议事规则、成员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最优的选择是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
（三）促服务与促协调
这里促服务有三层含义：其一，促合作经济组织为其成员服务。“一切为社员服务”成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宗旨。立法时，可在社员权利与义务、组织的运行规范和要求上作出有利于组织成员得到很好服务的制度安排。要防止合作经济组织异化成剥削其成员，侵害其权利的力量。其二，促进政府为合作经济组织服务。立法中，要对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制度安排，要强化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政府对合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做到无限服务、有限干预，防止合作经济组织异化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合作经济组织也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政府好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而尽合作组织的社会责任。其实服务应是相对存在的。其三，促进合作经济组织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在市场经济竞争条件下这不仅是合作经济组织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法治社会对一切市场活动主体的要求，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促协调，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时，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合理安排制度，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 自然 、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的安排理念上要考虑协调，这是因为利益存在，是因为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存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4] 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它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利益协调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因此，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及协调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说到底都是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本质地体现着人们之间的一定利益关系，任何社会制度的原生力量均来源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协调。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各项制度安排中，肯定会有与其他法律规范或制度（如 政治 制度、经济制度等）相冲突的规范，有时法典本身所含的规范也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在矛盾和冲突发生后能有制度安排进行协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协调的关系，既包括组织内部各种关系，又包括组织外部各种关系。前者如理事会与会员大会的协调，后者如组织与农户、政府的协调等等。利益协调要靠规范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更要靠发展的制度安排来促进。
为实现上述六个理念，在指导思想上还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过去注重政治取向向以促进农民社员共同发展的经济文化需要为主的经济取向转变；从以生产领域为主的合作向以生产领域合作为基础，以流通和服务领域为主的合作转变；从多经验指导为主向法律规范指导为主的法治化管理转变。在财产权上落实“民有”原则，在经营权上落实“民管”原则，在利益分配权上落实“民享”原则，努力架构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55]
【注释】李长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苗族，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主任，副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三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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