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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图三分析，左轴表示传统调解，右轴表示现代调解，横轴表示依据法律作出判决，抛物线表示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虚线左方区域表示社会正在不断需求法律，公民更倾向于“依法办事”，右方区域表示法律过多，开始泛滥，出现了“太多的法律，太少的正义”这一现象。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看来，人类最初多以调解来解决纠纷而较少借助国家法律。古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乡民的纠纷最初是交由当地乡正、士绅和里老处理，在纠纷无法被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才进入国家司法程序（县级以上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工作）。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在传统调解和法律判决之间慢慢变迁。结合图一、图二，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急需法律调整，公民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也越来越远离调解而靠近法律判决。但是当法治发展进入另一境界——“法化”，法律无孔不入，干预着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司法程序也越发繁琐（比如美国的诉讼爆炸和意大利漫长的审判期限），人们愿意选择包括调解在内的ADR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所以中国的调解并不是对法律的恐慌而作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诉讼被视为不和谐，而调解却被认为是“不伤和气”。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论诉讼或调解都是对利益的再分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调解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当事人做谦谦君子，不去计较太多的得失，以息事宁人，若根据法律获取正当利益似乎也成了“小人”，这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精神是相悖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独立的利益实体更愿输在明处，而不愿让利于不明不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当事人既然对自身利益有了预期，又怎愿放弃资本积累的机会？
中国的法治还在发展中，法律并未充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太多的法律，太少的正义”之尴尬（执法不力，有意规避法律不属此范畴），就像我们第一次有自己收入可支配时一样，当事人在法治社会中也终于可以明确地根据法律预见自己的利益，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接受牺牲自己利益的调解呢？当然，物极必反，法治进而“法化”，僵死的条文损及社区生活共同价值观时，民众向调解靠拢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四、结论
本文的分析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调解在我国的重要作用，笔者只是试图说明，调解的比例逐年下降是法治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苏醒。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可以预计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诉讼会急剧增加，判决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若诉讼资源仍若目前这样有限的话，积极发展调解也是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之一。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即便法院注重调解结案，当事人的意愿和处分权将被合理地尊重，而不是法官利用将来可能的不利判决之暗示以逼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以审压调）。笔者相信，法官进行调解结案不再是因为惧怕上级法院的改判或发回重审，而是在程序进行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做出的自然选择。另外，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更能有效预期自身的合法权利（本文已多次强调），现今法官进行有效的调解比进行简单的判决变得更困难。因此，调解率下降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否认，法院调解是实现和谐司法的有效手段，力图在更大程度上以调解方式结案，这对法官的素质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不仅要熟知法律，而且要理解当事人所处世界的风土人情和惯习传统，熟谙谈判与沟通的艺术。最近几年法院调解率稳中有升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司法政策的影响下，法官素质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不必为我国法院调解率的下降而奇怪，一方面它是法治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它会促使法官素质不断得以提升。明确这一点，对于今后如何更好地利用调解结案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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