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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官与乡土社会的疏离
就整个基层法院而言，法官的知识背景是相差迥异的——工人、教师、村支部书记、人民调解员、复转军人——要求具备法学本科学历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从人民群众中“招干”的法官数量正在逐步减少，而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法官人数正在稳步上升。当然，这里有个话题不能回避，即关于“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事实上，我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赞同苏力的说法——（在苏力看来，进法院的复转军人事实上是军转干部），尽管军转干部绝大多数人都会回到本乡本土，“但是，他/她们毕竟出去闯荡了几年，有的甚至10年20年，这就使得他/她们同本乡本土的熟人社会比较长期地分离开来，多少拉开了一点距离”。[⑩]
除了早期通过招干从各行各业进入法院的法官外，具有法科教育背景的学生开始逐渐进入法院。法科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是欧美法律理论，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的部门法条文。他们对乡土社会并不熟悉，在诉讼程序中，他们肯定会根据在法院初期的工作体会提出让双方当事人调解，但是没有几个人有耐心一直调解下去，更倾向于确定事实后按照法律进行判决。当然，这也是司法逻辑学习的贯性使然。
十年前，我国学者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我国的法官群体不仅算不上“职业化”，可以说是“非职业化”的典范，受过大学教育的、复转军人出身的、党政干部出身的、通过考试从社会进入的，还有以工代干的，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法官独特的“景观”。期望这样一个群体严格地按照“三段论”式的西方模式来审判案件，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与审判相比，调解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就低多了，不用繁琐的举证、质证、认证程序，不用严格地划分“权利”和“责任”，也不用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判，通常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调解就算大功告成了，法官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对法官来说，判决难而调解易，判决风险大而调解风险小，在这样的利弊对比面前，手中握有权力的法官当然会尽量回避判决程序而寻求调解结案了。[11]
但是在同一时期，苏力教授通过对判决上诉率（同时调解在不断下降）的分析都证明法官素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低。因为上诉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基层法院法官司法的绩效。其中可能有司法专业素质的因素，也有司法人员个人坚持了司法职业伦理的因素。同时，由于基层法院的环境限制，法官搞司法不公的机会成本要比中高级法院法官的成本大得多。除了提高自身素质外，他们别无他法。所以即使法官进行调解也不是“和稀泥”，对改判当然有所顾忌，但更多的是考虑当事人不至于在人格上有冲突，及缩短审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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