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限行新政的法理分析
李明强
【全文】
背景：
2008年9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规定了在“正常时期”对机动车的限行规定。主要体现在两点：封存30％的公务用车；五环以内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实质上是两个比率：30％的封存率和20％禁用率（一天/五个工作日）。（以下简称为限行“新政”）
一、30％的封存率
首先，从行为性质来看，封存30％的公务用车，是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措施，公布出来大概是表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之意，因不涉普通公民之权益，自然不需征求普通公民之意见。
其次，单从政府内部管理来说，“新政”似乎也有越权之限，北京市人民政府是否能够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央国家机关，中央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号施令？当然，如果有中央授权，自然不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就不能属于“内部事务”了。
二、20％的禁用率
首先，从字面上，我们无法解读出“新政”对20％的禁用率是强制性规定，还是提倡性号召，因为遵守该措施，有奖励；而违反之，则无惩罚性措施。对于提倡性号召，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相应抉择，在这里，并不适用一部分人牺牲自己利益来满足大多数人意愿的觉悟问题。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在
宪法地位上是平等的，利益的合法性不能仅仅从享有者的人数上得出结论；从伦理道德上讲，“正常时期”（诸如没有“非典”、没有“奥运”等重大事态）让少数人牺牲合法利益同样没有根据，奥运期间，为响应百年不遇的盛事，中华儿女同心同德，虽普遍遭受种种限制，但尤无怨言。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非常事态激发普遍的爱国情怀；二是这种限制是短期的，可以忍受的。而“新政”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条件。
其次，如果将“新政”理解为强制性规定，则除了该规定本身的内部逻辑构成有问题（有行为模式，无后果模式）之外，还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两方面问题：
（一）合法性
但凡要考量一个行为的合法性，尤其是行政行为，一般从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展开。“新政”针对对象是特定的，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即可以成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指控的对象。
从主体上讲，“新政”的颁布主体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是适格的行政主体，但是否是制定旨在限制一部分公民出行自由的政策的适格主体呢？根据我国的
宪法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有人看到此处，可能要忍俊不禁了：交通限行至于限制人身自由吗？当然至于：当你只开了一天车，其余时间不让开，你不会感到任何不方便；当你连续开了一个月车，突然让你少开一天，你只会感到不方便；当你连续开了一年车，多年车，突然告诉你以后每周有一天不能开车了，这种不方便就严重得多！甚至限制了你的出行。因为你做公交，不知道做哪路；打出租，不能准确向的哥描述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原来一天干三件事，现在只能干一件了。这种痛苦就好像每周有一天你需要在看守所里度过一样。这种痛苦是不开车的人所不能体会的，也是配有专门司机不需自己开车的政策制定者所不能体会的！一种出行方式习惯一旦养成，就和出行自由本身紧密结合在一起，打破或改变这种出行习惯就意味着限制人身自由。而“新政”造成实质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效果，鉴于假定这是一种强制性措施，我们认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不具备颁布此措施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