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运用
李桂云
【全文】
一、民族地区严打对象需要重新界定
从我们已经展开的三次严打整治斗争来看，都指向严重的刑事犯罪。从1983年和1990年的严打斗争来看，圈定的对象都是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下的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类型和方式，但当时为了稳定治安局势，没有照顾各地区的实际情况。2001年展开的严打斗争对象指向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重点。但这次中央的部署中要求各地区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瞄实际，明确打击重点。正如张穹同志指出：“严打”刑事政策在始终不渝地严厉打击重大自然犯的同时，针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有针对性地打击法定犯。①这种趋势需要注意。因为民族地区地域偏僻、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自然犯的范围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抢亲案件中的“强奸”行为，不能一律按照严打来加以处理；又如，对于因民族封建迷信而发生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如果对此类犯罪采取严打，会使法律与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推行受到阻挠。此外，越来越多的法定犯进入“严打”的视野，更会导致严打的全国性刑事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比如，部分民族地区农牧并举，国家法律允许制售和持有猎枪。对于民族地区的涉枪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部分牧民以制售枪支并出售给邻舍为业，不能“从重从快”地给予处理。针对国家统一部署的严打整治斗争，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考虑适应本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在统一限定的严打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严打的对象，以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的治安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二、协调两少一宽与严打的关系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从政策精神和总体趋向上讲是一致的。民族自治地区，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政策的指导精神上都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治安稳定问题，总体趋向上是趋向于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因而，在适用两项政策处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中严重犯罪必须从重从快，不应当搞例外。但是，两少一宽作为一项特殊的刑事政策，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应当按照“一般之例外适用例外”的原则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