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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题研究更加深入，这就给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笔者以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例。作者深入福建乡村通过田野调查方式搜集众多关于风水术、族谱、契约等一手资料，运用东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将生活史、宗教史、家族史、思想史糅合一起，构筑一完整的框架。因此，学术成果或许遵循比“慢”规则更加务实。
3，“史料”丰富，“史观”缺乏[13]。对于中国的宗族研究者来说，除了浩如烟海的正史记载之外，地方志、族谱、乡野小说、笔记之类，也不可为不丰。举其大者，微州文书的挖掘，黄岩档案的重见天日，民国司法行政部印行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等等。但是我们有分量的著作却不多见，所以当苏力问出“什么是你的贡献？”时，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个相形见绌。正是一个个的“你”组成所谓中国的学术贡献。所以今天，“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为中国研究者的鞭策。而这一切，很大一部分或许是我们缺乏系统的“史观”，即没有自己完整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大量的复制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于是“范式”几成泛滥之灾。就法学研究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不得不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法律现象，不得不用西方的法治“药方”来“医治”中国的法治“痛症”，不得不用西方某一派的理论批判、反驳另一派的理论，或许我们还不能明白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四），意义之网
对意义的追问，是芸芸众生永恒的话题。传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姿态，从另一层语境解说，不就是“意义何在”的追问吗？
因此，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之时，也就是我们已经完成“意义之网”之编织。相比许多知识分子所抱有的“兼济天下”的优越感、为统治者之智囊团仰或独善其身的一厢情愿而言，笔者认为陈进国君“或许他日能做名山藏施舍为虫蠹食粮，也算功德无量了”[14]的悠然才更加实在。徐昕的“学术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兴趣爱好，甚至一种智力游戏”的“低调”才更加易行！[15]
就本文来说，欲指出该宗族村落具有哪些哪些特殊性，这古老国度里星罗棋布的村落，或许都有自己的“被冷落的真实”，有自己的“集体记忆”，有自己千古一脉相承的“谱系传承”。只不过或书面记载，或口头流传罢了！
思虑再三，或许对于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落，对于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宗族，我也只能将本文作为一份献礼，作为又一个传承。让更多的人知道，正是在这偏僻的南中国中部村落，曾经为了祖宗的祖坟山所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据理力争；为了好风水荫蔽族人子孙而付出的艰辛；为了传承祖宗留下来的家业不至于在自己一辈手中断送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维护，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可归结为“宗族信仰”！西方的上帝死了，但是在这古老国度里却依然完整的保存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族信仰”！[16]
或许，人总是应该有点信仰的！
二，本论
（一），袁氏宗族概况
本文探讨的族群间纠纷，发生在隶属于江西省都昌县的袁姓村落。[17]都昌，位于江西省北部，背考南山，北邻彭（泽）湖（口）而列长江之南，西界星子而居庐山之东，东交波阳，南望永修、新建、南昌、余干而傍鄱阳湖烟波浩淼处，峰峦叠秀于绿水上。苏轼曾在鄱阳湖边作诗一首赞叹都昌城：“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
正是在这“鱼米之乡”，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宗族形态和完整的宗谱记载。[18]作为袁氏族人历史传承载体的袁氏宗谱，迄我祖先宋代迁徙江西以来，宗谱的编修也已历经二十一届矣。且宗谱编修严格依据谱例而行。[19]但饶有意味的是，作为族群象征和载体的袁氏宗谱，也并非固守自封，而是呈现出与国家“大传统”的“与时俱进”、以及维系宗族的诗性智慧。笔者略述一二。
其一，以二十一届编修序文为例，笔者援引其部分序文加以证明：“以实用为纪，改干支纪年为公元纪年，改字名为常用号，以免翻开家谱自己不认识自己。为顺应计划生育之国策，顺民心、合民意，新增女儿入世系，记至女儿出嫁地，及夫家名讳为止。提倡纯女户女子传宗接代，招赘入婿生下子女习母姓，继嗣继产，赡养父母，养老送终，增补媳妇出生详细地址，何人所出。此举需越先人之旧例，但不违事实的实用之记。”[20]
其二，宗谱为维系族群之凝聚力而重复的“偶然性”。如《十八修谱序》言道：“惟山图一事，恒阙如焉，往常思之因而疑之，窃思各姓谱牒绘有山图，胡我袁氏不无遗憾也，前清光绪丁未秋因事偶宿族姓村庄会饮时间谈及之，适有八旬老翁出其所藏破老谱二十余页，细阅之，乃乾隆戊寅年十一修宗谱之山图。”[21]又如，《重修东卢公墓志》记载：“碑文失传，旧谱阙载时经数百载，为远孙者虽有尊祖敬宗之心，究何能于茫茫隧绪之余，凭臆断以为表彰哉。犹幸乾隆七年际入修宗谱，余遍搜各族房获公继嗣手书一纸……”。[22]
其三，宗谱记载中呈现的族人诗性智慧。袁氏作为都昌的大姓之一，族人的宗族观念十分强烈，都自觉维系宗族的神圣信仰。据《袁氏宗谱》记载：“我祖功垂史册，爵显天朝。著卧雪之清操，布仁风之善政……钦赐铜釜至宝传家，分徙栗岗根基稳厚。先分九岗，居九子。后有双港复双溪。[25]……於是记世系而并记铜锅焉。”[26]经笔者计算，当日始祖分受铜锅各支，公十八块，计重八十三斤（都昌双溪为其中一支）。因年代久远，无从考据。但是据常理，钦赐铜锅达八十三斤本就令人质疑，另顺谱系往上追溯至袁州府（今江西丰城），也不过一知府而已，据此推理，这大概当属祖先因“瓜盛瓞绵，足见功德之茂，源清流晰，乃为考核之详”[24]而特意制造之，只为上可追一脉之祖先，下系都昌袁姓宗族之支流的功能也。故当思先祖为维系宗族自我认同而有的虚构话语的良苦用心矣！
另外，按谱中记载，真正使我袁姓宗族繁盛之世祖，乃为彬公第六代嗣孙叔昭。谱载：叔昭公，字文明，号北交……因南宋末金辽乱，我姓都昌谱牒记载未详，有些易乱，现根据明朝崇祯时大司马进士余应桂（即余二矾）赞叔昭公墓志，认定我都邑袁姓最茂的世祖。而于谱中查询到的该墓志铭却也不详尽也，这一切应是受“品官家庙”之影响。[25]让我们做个假设，若我世祖未取的耀人之功名，或一官半职的，当有损我祖清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有损族人的荣耀感），而其因有大司马为之亲书墓志铭，自然也就弥补了些许的遗憾[27]！据谱载，叔昭公一生共娶三妻，分别为祝氏、殷氏与罗氏。而正是这位叔昭公之妻室，演绎出数百年的宗族纠纷。
（二），阴婆墩祖坟山纠纷案。（见附录一）
该案发生于顺治三年[28]，现将起因引用如下：
泌道与在官刘如幼及抗不到官本县生员刘如佐俱是一家叔侄与在官袁继三等住相邻近两姓世结为亲如佐枉人黉宫不合不守卧碑时适改革倡乱曲乡继三等通族原有祖坟一堆通前撤后计载一十四亩叫名荫婆墩座落刘泌道屋后其址边界继三等之祖原葬有始祖妣罗氏在本山之后续葬石氏坟墓在上墙内系泌道屋基外系袁继三坟山向有旧墙界止明白立有碑铭蓄禁乔木子孙世守每年春秋醮祭正德年间刘姓贪图风水词经□□道府审明有议约印召存证向各照分管业无异至顺治元年三月内时值表明袁姓通族子孙袁继三等办席临山祭扫祖坟却见墓台卸塌用功修砌泌道等伊坟山逼扣已屋有碍地胍欲乘机混争墙外馀地不思业经数百余年不合辄听刘如佐从中唆使伏其主谋竟尔纠集族众如幼等多人逞凶斗争占山场欧伤不在官袁国盛国姣有孚等并将不在官袁承祖拿足归家不放当继三等抱忿情激具状告赴本府署印通叛聂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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