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是必然趋势，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进行新的挖掘和整理，目的是为了证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原本就具有某种导致经济发展、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基因。在这种情感性思潮涌动的时候，发现儒家政治中现代民主政治的种子或者萌芽、论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勾连与融合的趋势，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是这个判断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除非找到两者之间的根本的、基础性共同连结点，否则就很勉强，如同将牛肉的碱基对嫁接到西红柿的碱基对上、然后生产出“牛肉西红柿”一般牵强附会（记得前些年国内有多家报纸在愚人节那天刊登新闻，声称西方某国科学家培育出了牛肉西红柿，看上去明明是西红柿，吃到嘴里却是牛肉味，哄得好多人信以为真，包括我在内）。
　　其次，我认为，要论证上述问题，中国学者至少还要回答下列三个问题：一、因为我国儒家学说中的性善论导致义务本位主义和利他主义，而西方政治法律哲学中的性恶论却指向权利本位主义与利己主义，所以儒家学说中的性善论与作为现代西方法律与政治哲学基础的性恶论之间的强大张力与冲突如何调和？二、不论我们可以从儒家政治学说中找到多少片言只语证明它有“民主的种子和萌芽”，我们如何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垂爱”而不是“兼爱”或者“博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合乎西方法律政治哲学的现代解释？三、既然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中不但存在着民主的种子和萌芽，并且可以必然导致现代民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西方民主制度？
　　最后，我认为，传统的力量确实是强大的，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支柱，儒家学说的复兴作为一种搭乘在民族主义思潮之上的现象，充其量只能为集权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不可能对实现西方式民主提供理论指南。至于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台湾、香港、韩国乃至日本的发生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在儒家政治哲学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而是地缘政治或者民族特性的产物。小国寡民、幕府传统、单一民族、经济发展均衡、国内、区内市场统一等社会背景和条件都决定着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民主制度变化与进程，而中国大陆则明显不同。辽阔的地域、复杂的民族分布、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不统一、价值观念的城乡差异等等，都决定了蒋庆、康晓光的观点和看法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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