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情况下，诈骗罪中的受骗者就是被害人。换言之，诈术直接欺骗的对象和财物损失者是同一人。但是，从诈骗罪的基本构造看，受骗者和被害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因为诈骗罪的本质是基于他人的意思瑕疵而非法取得财物，所以，只要具有基于处分权人的意思取得财物的事实即为已足，是否基于财物所有人或则占有人的意思取得财物，在所不问。”[5]
刑法理论上将这种受骗者与被害人不同一的情形称为“三角诈骗”。[6]例如，欺骗某银行的支行长而获得融资，则受骗者和处分财物人均为该行长，而被害人则是银行。[7]在华南虎事件中，周正龙被警方认为涉嫌诈骗罪，用年画合成的照片来冒充实拍的真老虎照片。如果这一指控最终成立，那么周的行为所直接欺骗的对象是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这些官员就属于诈骗罪基本结构中的“对方”，也就是“受骗者”。但是，这些官员却并不是诈骗罪的被害人，因为诈骗的财物是林业厅的奖金2万元，这2万元从性质上讲属于陕西省林业厅所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官员个人所有，受骗的官员最多只是受到行政处分（当然也可能构成犯罪），但是并不会遭受任何的个人财产损失。因此，这里的被害人是作为官方单位的陕西省林业厅，而受骗者则是涉案的具体官员。
至于为什么不宜将林业厅直接看作“受骗者”，道理与机器不能成为诈骗罪中的受骗者是一样的，[8]林业厅作为一个单位，与机器一样，缺乏在交易互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认知能力，也无所谓思考、辨别或怀疑，因此不会“陷入错误”。[9]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上一般认为，在被害人和受骗者不同一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关联；如果二者之间毫无关系，那么不成立诈骗罪，而是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10]被害人和受骗者之间究竟需要何种关系，
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事实贴近说、规范贴近说、权限说等三种意见，[11]但是就周正龙的案件而言，无论以哪一种意见作为衡量标准，林业厅的官员都具有处分2万元奖金的地位和权限，也就是说，尽管本案中受骗者和被害人不同一，但二者之间的关系足以满足诈骗罪的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若官员明知照片为假仍然颁奖，则周正龙至多是诈骗未遂
在诈骗罪的基本结构中，受骗者陷入错误并因此处分财物是一个中心环节。“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虽然在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中没有规定，但理论界大都认为这是构成诈骗罪的必备要件”，“也是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区别的关键。”[12]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实施欺诈行为，但是对方并未陷入错误，而是基于其他原因交付财物的，如何处理？例如，A欺骗邻居B说自己身有重病，但是经济困难，无钱医治，因此愿意将祖传的宋代紫砂壶低价出卖，B看出紫砂壶是赝品，但是觉得A年逾70，还出来行骗，也很可怜，加之又是邻居，于是也没有说破，出2000元买下假壶，对A的行为如何认定？我国学者认为，“实施欺诈行为，但尚未使对方陷入错误，对方只是基于怜悯、不堪烦扰等原因交付财物的，欺诈行为和财物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欠缺，构成诈骗罪的未遂。”[13]
本文认为，因对方未陷入错误而导致诈骗未遂，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因为出现了“反常的、偏离的因果历程”，该判断是在客观归责领域的“风险实现”阶段进行的。
从犯罪认定的逻辑过程来看，一般是先考察客观构成要件部分，然后是主观构成要件部分，要言之，需要遵循“客观——主观”的顺序。而客观构成要件的重要一环就是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必须先澄清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检验，此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故意引发或过失造成。行为与结果若缺乏因果关联，则不成立过失犯，但在故意犯的范畴里仍有讨论余地，因为可能成立未遂。”[14]按照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层次。在因果关系层次，首先考虑行为是否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或条件”的问题，以条件理论作为判断基准；在归责层次，考虑结果是否可以作为行为人的“作品”而对其归责，判断基准是客观归责理论。[15]在客观归责阶段，又有三个基本规则依序检查：是否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该风险是否实现、因果历程是否落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其中，“风险实现”的判断要求，结果必须是被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引起的，才可以将结果归责于风险行为；结果虽然发生，但并非是基于该风险所导致者，则不能对其归责。具体而言，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常态的关联”，始可认定风险业已实现；如果结果与行为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关系偏离，结果是基于反常的因果历程而发生的，那么结果的发生就不是先前行为人所制造的风险的实现，而这种反常的因果历程可以排除客观归责。[16]
依照上述理论检验诈骗行为中对方未陷入错误的情形。首先，在因果关系层次，若没有行为人实施诈术，最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对方交付财物的后果，因此依条件理论，实施诈术和交付财物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这一点并不以对方是否“基于错误”才交付财物而转移。其次，在客观归责层次，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试图使对方陷入错误，这的确是制造了一个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不过，当对方并不是由于诈术而陷入错误（而是基于其他原因），进而交付财物时，这个风险与交付财物的结果之间的关联就是一种重大的偏离，是一种反常的因果历程，因而不能将交付财物的结果归责于实施诈术的行为人。既然客观归责不能成立，就意味着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没有齐备。而犯罪行为尚未既遂，也就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犯罪构成要件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形。因此，诈骗罪的既遂，不仅要求对方处分了财物，而且必须是基于（行为人的诈术所引起或维持的）错误而处分的，否则无法对其进行客观归责，客观构成要件部分不齐备，只能成立诈骗未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