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行立法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存在疏漏和冲突。首先，《
宪法》、《
土地管理法》虽规定土地征收的目的仅限于公共利益，但什么是公共利益？它包括哪些事项，其范围如何界定？对此，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现行立法之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
土地管理法》第
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实际上将“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的概念扩大到所有经济建设。法律实际赋予了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任何土地来用于任何建设的权力。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任何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许多人的自利行为合成为促进繁荣的公益行为。国家机关正是以此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扩展到所有经济建设，把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地使用征收手段。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给国家机关权力寻租以借口，导致了土地征收权的极端滥用。[4]再次，由于立法上的缺失与疏漏，导致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对公共利益合理限度的判断权，实际都掌握在实施征收征用行为的各级政府官员手中。而各级政府官员具有扩大自身权力的天然倾向，在解释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时，基本倾向是尽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甚至可能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状况。[5]
第二，土地征收程序不合理，违规征收现象时有发生。现行立法对土地征收程序规定得比较粗糙，缺乏合理性，表现在：其一，征收行为缺乏透明度，作为征收利害关系人的集体和农民在征地前被剥夺了知情权、协商权、申诉权，完全处于任人宰割地位。从土地征收的决定，到补偿费的标准和征收争议的解决等，都完全由行政机关决定。
尽管土地征收中有“两公告”制度，但实际上是让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因为征收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均是在经批准之后方才公告。这时，不管农民的意见如何，都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6]其二，缺乏对土地征收进行有效监督和公平裁决的机制。对征收争议进行有效监督和公平裁决是保障征收公正合法的必要条件。为裁决征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争议，保障征地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其他国家和地区，除设立土地决策、咨询、执行机构外，还专门设立仲裁机构作为监督和争议解决机关。如日本设立土地征收委员会，香港设立土地审裁处，法国设立征收裁判所等。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没有规定土地征收的监督和公平裁决机制。实践中，政府集土地征收者、土地交易者、土地争议裁决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根本无法监督，导致大量违法征占土地的不法行为发生。[7]
第三，土地征收补偿不合理。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很不完善，现有的立法规定反映了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城市发展，对农民利益缺乏保护。其突出问题表现为：[8]首先，补偿标准过低，测算依据不合理。征收补偿仅考虑被征地的原用途和原产值，不考虑土地本身的价值，更不考虑土地的预期收益，没有将土地作为资产处置。而且，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法定的征地补偿远远不足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征地补偿范围没有覆盖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如承包经营权等的补偿。其次，补偿分配不合理。按照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且土地补偿费高于安置补偿费。因此，大量的补偿费无法为农民所掌握，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再次，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单纯的金钱补偿无法使失地农民真正安置就业。农民失地后大量涌入城市，而农民由于缺乏技能和知识，无法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待仅有的一点补偿金额用完后，失地农民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此外，
土地管理法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个组织来负责对失地农民的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