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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文明的差异
“历史的渊源意味着事务发展的可能去向，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要将事物的可能去向转变为必然去向，必须凭借巨大的物质力量。”[13](p139)
宗法小农经济是道德化、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的物质力量；而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是非道德化、以权利为本位的罗马法的物质力量。
两种不同的经济文明必然会孕育出不同品格的法律文明。小农经济具有封闭性，重血缘伦理，强调相互间的义务；而商品经济具有开放性，天然的和平等相联系，强调个体的权利。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与各自法律文明间的对应关系，学界已多有论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也许在这里需要提及并予以探讨的是在早期同为农业文明的情况下，何以中国长期维持了小农经济而罗马则较快地走上了商业文明的道路？笔者以为，第一，这应当与国家起源的差异相关。如上文所述，中国国家起源的具体途径导致“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局面，这必然会使统治者如维护国一般维护家的统一与秩序；而罗马国家起源的具体途径形成了“家国分离”的格局，国家要去瓦解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家，把家内的种种关系纳入国法的轨道。而个体血缘家庭恰是小农经济的存在形式。第二，这或许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地处温带，气候温润，平原广阔，土壤肥沃，适合农业自不待言。而它所面向的大洋比其所背负的大陆更为深广，难以使其走向海洋文明。中国较早地在一个相对封闭地地理环境中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这对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或许是个不幸。生产力的低下，适合农业的自然环境及对外交流的匮乏使得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放在首位，视为国家存亡之根本，而对“不事生产”的商人予以严厉打击。而罗马所处虽亦适于农业，但拥有良好的对外交流的地理环境，不甚深广的地中海成为对外交流的天然通道。面向地中海的地理位置使罗马文明具有了海洋文明开放性的特质，而这种开放性正是商业文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第三，这应该与国家的对外征服有关。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形成的观念或许不适合持续扩张。 虽然，中国在国势强盛时，亦曾轻易跨越这天然的障碍，但中国的对外扩张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实现自己“天下共主”的尊荣，而不是为了经济掠夺。反观罗马，具有对外征服的相对便利的地理环境及对外征服的强烈的欲望，而罗马的对外征服又十分注重经济的掠夺。可以说，正是不断成功地扩张使罗马顺利实现了由小土地所有制到大土地所有制，由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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