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对于司法实践中草率审理、不重视思想工作的作风和现象，共产党一直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并责令改正。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有些政府人员遇到抗属离婚问题时，漠不关心，未加制止，或机械地执行婚姻条例或误解条例（如把战争环境根本不能通音信者，也以不通音讯处理），轻易准予离婚，甚至有个别政府干部与抗属结婚及与抗属作媒者，知法犯法，殊属不当。”晋绥边区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1]（881）又如解放初期，某些审判机关对于军人离婚存在着三种“无原则以及不慎重、不严肃的态度”：第一，不作调查研究轻率处理。如有的捏造“对方三年已无音讯”为离婚理由；有的隐瞒军属身份，谎称对方系普通百姓，出外多年，生死不明，要求离婚。受理法院不作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切实、不慎重，受了欺骗蒙蔽，轻率判离。第二，迁就非法的“既成事实”。如有的革命军人配偶，不经离婚另找对象结婚，军人向法院提出控诉，受理法院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法处理，而认为：既已另行结婚，说服不回来，也没有办法；迁就非法的“既成事实”，抹煞革命军人合法的婚姻关系。第三，害怕负责，放弃原则。如有的军人配偶，因离婚要求不能取得军人同意，就以“拼死”、“自杀”要挟法院；法院不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从各方面教育军人配偶关心爱护革命整体利益，巩固其与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而竟在这种要挟之下放弃了原则，轻率判离。最高法院严厉批评了这种作风。[2]（366）
为了贯彻上述保护军婚的政策，在抗战时期甚至还曾根据实际情况变通贯彻法律条文，如变相延长原定的“生死不明”期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1年曾规定：“对抗日军人的’生死不明’一定要尽力查问。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抗日军人生死不明四年以上者，他方才得提出离婚。但是抗战已经四年，必然有许多抗战军人，因为离乡日久，音讯难通，乡里间对他发生’生死不明’的问题，因此，在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一定要很好的理解，今天处在战争环境，交通太困难，对抗战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请，应再留出一年以下的时间，尽量设法探讯（请求离婚者及政府）以期能得到抗日军人本人的音讯，如经一年的查讯，仍无消息者，始可准予离婚。”[1]（824）《察南行署关于处理婚姻问题的几个原则》（1946年7月）也规定：“为照顾军人利益，女方提出离婚时，原则上不准离，若适合离婚条件，动员仍不通时，要拖延时间办理离异。”[1]（833）
这明显是不合乎所谓法治原则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确实必须离婚的情况，又要求军队做战士的工作，并说服其执行判决，如《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3年1月15日）规定，“军队政治机关，应提高战士对于婚姻问题之正确认识，经政府或司法机关登记判决离婚者，须劝说战士执行之。”[1]（807）这一原则在1980年代的司法解释中还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中指出：“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经过做和好工作无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通过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做好军人的思想工作，准予离婚。”[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