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伤认定受理的条件看，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八条第一款“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工伤认定办法》第
五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可以看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劳动保障部的部门规章都没有规定申请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易言之，《
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认定办法》均未规定申请人因交通事故申请工伤认定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
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看，被告据以要求原告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的依据，仅是劳动保障部统一制定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在该统一格式《申请表》的”填表说明“项下第7条第三款有这样的规定，即”属于下列情况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2）由于机动车事故引起的伤亡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笔者认为，这一条款系指引性条款而非强制性条款，其目的在于指引申请人尽可能详尽、有效地提供申请材料，以便于劳动部门更准确作出工伤认定。因此，被告强行要求原告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实属对工伤认定相应规范性文件的曲解或片面理解。退一步讲，从该条款规定的内容看，规定的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二者具有选择性，即既可以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又可以提交其他有效证明。就本案而言，原告已提交了曹某某等三人的证言，用以证实原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理应属于”其他有效证明“，至于该证言能否在工伤认定时采用，则在所不论，因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审查时，对该申请材料仅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