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单纯的需要的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由把市民社会中人的关系纯化为契约关系的认识所导致的。这种根源于早期自由主义而又被黑格尔无意地以另一种方式强化了的认识的要害之处就在于把市民社会仅仅看作一个经济体,把经济交往看作是在这一经济体中封闭进行的孤立的活动,从而割断了它与人的其他活动的联系。查尔斯·泰勒十分透彻地分析了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他说:“我称为洛克学派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强烈主张一种更为丰富的视社会为一外在政治实体的观点。直到晚近,这种主张的一个方面始终支配着有关‘市民社会’的性质的讨论,这就是把社会刻画成一‘经济体’的图景,即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它有着自己内在的动力和自主规律。此一图景集中体现在18 世纪重农论者的著述之中,更为具体地说,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 8 ] ( P17 - 18) 显然,这种理解忽视了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与传统社会相比,市民社会的确是一个由利己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联结起来的社会体,但是,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满足,那么他就不能仅仅依照自己的任性去行事,就必须考虑和听取他人的意见和观点,也必须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价值观念。这就构成了精神上交流的需要,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超出了物质交换领域而进入亚里士多德所谓“公共意见存在的地方”,即超出了需要的物质性限制而进入精神文化的领域。这一公共意见和精神文化的领域就是我们所谓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共识形成和社会规范创制的社会空间。在其中,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之间通过碰撞、交流和融合而逐步趋向于相互理解和共同的价值观,即达致公共伦理,达致公共理性。通过非经济的交往活动,人们在这一社会生活领域里以非强制的方式为整个社会生活立法,包括为经济活动立法。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公共领域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具有超越于“需要的体系”之上的特殊品格,在于它为人们超越契约关系而进入公共性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市民社会形成并不断发展出自我救治的能力。
四、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自我救治的希望之地
市场经济将一切人变成无差别的独立个人,又将他们联结为一个遵循相互承认、自主交往原则与契约原则的市民社会,这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无法达到的。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一切社会交往中,经济交往是其他交往的基础并决定着其他交往活动,而在经济交往中,契约原则是一切原则中的基本原则,契约关系是一切交往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因此,在市场社会中契约关系和契约原则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正是因为它们,市场交换体系可以被称之为市民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的体系。市场本身并不会把人们联结起来,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是人们在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所以,契约关系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典型形态,是理解市民社会的关键。韦伯说:“ ??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而实现的社会化,它是所有理性的社会行为的(原始) 类型”。[ 9 ] ( P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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