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由于城邦的经济活动并未从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因而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在它与家庭的分离中就已经完成了，并不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近代以后因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冲突而导致的公域与私域的分野以及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对于希腊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公共性问题，完全是一个现代问题。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变化与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对现代公共领域有一个准确的理解。西方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依赖于传统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的社会成员日益从旧有的社会依赖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进入一种以私人的利己目的为纽带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这一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及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合体，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黑格尔说：“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确立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3 ] ( P198) 与城邦所代表的政治联合体不同，这种以利己的目的为纽带的社会联合体是一个私人利益聚集的场所，它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相区分。早期自由主义相信，仅仅靠人们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就可以自动达成社会的普遍利益和公共目标，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市民社会的内部就能很好地达成一致，分置于市民社会之外的国家权力是多余和无益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自市民社会形成以来，不仅市民社会从未呈现过其内部的自足性，而且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从未平息，私域失序和私域与公域的冲突交织出现且不断变换新的形式，使现代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频频遭遇危机。作为一种批判空间和批判意识的现代公共领域，正是在这些频频出现的危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近代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形成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局面。同时，开始仅仅是为了商业的需要而大量出版的刊物和报纸不断增加其文学批评的内容，这为培养一大批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奠定了基础。这个市民阶层在剧院、博物馆、沙龙、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讨论公共性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这一意识的核心即公民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对立力量而存在的批判意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最早的现代公共领域是“文学公共领域”，其后，政治性问题逐渐取代了文艺批评，又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公共领域”。可见，现代公共领域是伴随着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而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纠结在一起。按理说，作为一个表达社会生活空间的概念，公共领域当然是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的，因此二者之间应当有一个区分的界限，私人领域不应包含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亦不应包含私人领域。但是，现代公共领域一方面与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相分离，另一方面却又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4 ] (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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