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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纯粹干净、久居神坛的权力，无论它号称“第几种”。事实上，这次“纸包子”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近年来，虚假新闻屡见不鲜，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都未能幸免。网络上已经出现“十大假新闻”的评选。虚假新闻的内容开始从娱乐领域侵入到社会领域；造假心理也从夸大或者疏忽升级成彻头彻尾的故意伪造。“纸包子”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是虚假新闻长期被姑息纵容，新闻职业道德长期被轻漫的一个高潮性结果，是“第四种权力”变形的一个侧面。随着“第四种权力”的日益强大，它成为引导人们了解世界、参与判断的重要推力；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袭来，人们相互设防，却又把权威媒体的新闻作为生活中一项最寄寓期待和信任的消费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则假新闻的出现，不仅会在具体个案上欺骗和误导公众，而且从整体上“愚弄这个社会的现代化意识，愚弄人们关注自身权利的信念”。个别新闻人的无良行为，累积成毒瘤，降低的是公众对新闻界的宏观评价。这里不仅仅是耻辱的问题；也没有隔岸观火、洁身自好的道理。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生存的基础，虚假新闻积累到一定程度，冲击的是所有媒体的共同基础。不能说“纸包子”事件就会立刻引发公众对新闻界的“信任危机”，但在我看来，至少，也是埋下了伏笔。对此，所有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都应该有足够的反思和警惕。也许我担忧过渡，有些危言耸听了。但在“信任危机”的“山雨”欲来之前，绸缪一下不是坏事。“纸包子”假新闻被曝光后，中国记协迅速反应，严厉谴责，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发出通报，呼吁杜绝虚假新闻，其坚定立场和忧患意识值得赞赏。
新闻界不是名利场，新闻记者的社会良知是无价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间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记者自身的利益诉求，都在冲击和挑战新闻界的基本价值。据业内人士称，现在电视台栏目每推出一个专题，至少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稿费（《新京报》7月20日A17版）；而如果捕捉到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记者更有可能一夜间成为“京城名记”。由此拉动的收视率、点击率以及市场占有率和销量等业绩指标，也驱使节目的审查者在面对“猛料”时心急手松。据当事人事后供述，此次“纸包子”新闻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名利心的驱动。因此，商业化的媒体如何克制自身的利益冲动，如何避免用手中的“第四种全力”兑换眼球背后的名利，是一个需要大做文章的问题。
此外，新闻报道的独立性，特别是独立于受众的心理期待，也是面临严峻考验。如今已经是一个全民娱乐、娱乐至死的年代了，网络博客成为无需承担假唱责任的麦克风。作秀也好，炒作也罢，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布者逐利和受众猎奇的一场合谋。但是，新闻报道毕竟不是行为艺术；娱乐精神至少不能进入严肃的社会新闻领域；娱乐八卦和社会新闻的界限永远也不能模糊。虚假、作秀和炒作之风愈是泛滥，真实、客观和中立的品质就愈显可贵。新闻报道特别是社会新闻的报道，要时刻坚持独立冷静的姿态，才能在猎奇媚俗的诱惑面前，更加凸现出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公信力。这是社会发展带给传统媒体新闻人的挑战，也是显露英雄本色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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