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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均尝试定义“国内的税收竞争”：有学者认为，广义上，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一般意义上，增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即要求每一个政府的税收政策能够影响税收收入在政府间的分配；狭义上，进一步限定了政府预算相互依赖性的原因：税收竞争是独立性政府的非合作型税制设定行为，每一个政府的政策选择都会影响流动性税基在这些政府所代表的地区间的配置。[19]另有学者认为，税收竞争是指不同政府之间为了特定的目标（吸引资本、吸引居民等），通过降低税收、增加公共支出或其他影响政府收支的方式而展开的竞争。[20]还有学者认为，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21]另有学者认为，税收竞争是指政府间以增强辖区政府的经济实力，增进辖区福利为主要目的，以税收及相关手段进行的各种争夺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的活动。[22]
上述税收竞争的定义，虽然并不完全相同，却已形成基本共识：在财政分权中不同地方政府利益各异的前提下，为达到增进政府绩效、增加公共福利水平等目的，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手段，吸引资本、扩大税基等，实现公共服务产出与财政收入的最优比例，即促使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如何有效、均衡地在政府间分配税收利益，从来都是税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职能的实现都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事权与税权是否匹配是地方政府能否完成其应有事权的普适性标准。税收来源不同也会影响地方政府制定决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税收竞争客观上可能增加地方政府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税源，但是，过度的税收竞争则可能使地方政府因提供过多税收优惠而无法获得税收增加，也就是说，即使税源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仍可能下降。因此，税收竞争应当是有限度的，只有良性的税收竞争才有助于实现税收竞争增进财力的本来目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税收不当竞争行为
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市场竞争一样，都必须遵循竞争规律和公认的道德准则。发达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与具体实践亦有差异。对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市场的发育与市场秩序的维持至关重要，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立法与司法体制，可以为税收竞争提供成文的竞争规则以及规范的权力约束和权利保障。而经济转型国家，很多社会制度仍在不断的调试过程中，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秩序不稳定且多有混乱。政治上的集权传统与财政上的分权改革并存，难免出现税收立法权虽高度集中在中央，但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屡见不鲜的奇景。税收竞争的矛盾在经济转型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本文着重探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税收不当竞争。从制度运行效果来看，过度的税收竞争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税收的大面积流失，故可称为“有害税收竞争（harmful tax competition）”或“税收不当竞争”、“税收竞争失当”等。“有害税收竞争”一词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8 年4 月提出的研究报告《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这是针对20 世纪80 年代起各国税制改革中出现的降低税率、提供各种税收优惠的普遍趋势，包括避税港与有害税收优惠等进行的专题研究。[23]而“税收不当竞争”、“税收竞争失当”的提法，则参照竞争法上的“不正当竞争”这一违反“以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为核心的公认商业道德”的竞争行为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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