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面、完整、客观地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意境
　　唐初统治者以隋为鉴，在承袭古代“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吏治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严于治吏的方针，以期通过治吏达到最终治民的目的。惟其如此，唐太宗提出为官从政履行职权的严格要求：(1)在遵奉封建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奉公守法忠于职事。即“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贞观政要》卷六·贪鄙）。并要求宰臣如同诸葛亮为相，“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贞观政要》卷五·公平）。(2)为吏之道在于清正廉明。正如唐太宗宣谕天下官吏时所说：“衣食出于百姓”（＜贞观政要＞卷一·仁义），官吏廉政自律，才能稳定大局。“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自毙（＜贞观政要＞卷一·仁义）。为此，他进一步提出：官吏任借职权贪赃受贿，舞文弄法，既败坏吏风，损害家国，又是用性命“博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损。”（《贞观政要》卷六·贪鄙），故必须严惩官吏贪赃等不法行为。
　　与此同时，中唐时期张鷟编撰的《龙筋风髓判》也贯穿了这些基本原则。对各级官吏在履行职务中发生的贪污受贿、泄露机密、报复陷害、玩忽职守等各类犯罪，均给予严厉惩处。根据职务犯罪而制成的判例，占了全书的百分之七十，构成书中的主体内容。而在这些判例中，涉及封建中央政府官吏的占了大部分，涉及封建地方政府官吏的只是一小部分。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1.在处理贿赂犯罪方面
　　(1)据该书《尚书都省》第二条（卷一）载：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书，皆纳贿钱，被御史弹，付法，计赃十五疋，断绞，不伏”。
　　王隆身为尚书都省的令吏，执掌吏部典籍，以及尚书省六部通义，握有比较大的权力。他利用批转路州文书的职权，收受贿赂，赃款数额达到十五疋，影响恶劣，情节严重，依例判处绞刑。如张鷟批语所说：“因事受财，实非通事，枉法科罪，颇涉深文，宜据六赃，式明三黄”。
　　(2)卷三《修史馆》第一条载：“修史学士李吉甫多行虚饰，不据实状，有善不劝，有恶不惩，得财者入史，无财者删削，褒贬不实，非良史之体”。
　　封建时代以修国史为庄重严肃的大事，不容许有丝毫懈怠。李吉甫凭手中修史之权索贿受贿，如同张鷟批语所说：“有青蚨之镪，则倍事揄扬，乏黄鸟之金，则辄加删削”，“毁誉在己，高下由心，异班彪之正色，乖董狐之正道。有奸雄之性，无良史之才，宜从屏弃”。张鷟用辛辣的语言，批驳了史官王隆缺乏史德、任意篡改事实的恶行，他主张严肃处理。即应罢免其修史学士之职，追究其受贿索贿的刑事责任，以保证修史工作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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