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公务员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荣誉工作。公务员的权利包括两个层次：[3]其一，公务员享有
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务员首先是本国的公民，这是他成为公务员的先决条件。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通过法定的途径进入公务员队伍后，他原有的公民身份并未丧失，仍享有
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二，公务员还享有
公务员法所规定的权利。作为公务员，国家和社会基于其特定的身份和地位，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因此，公务员既是公民，又不能等同于一般公民，而是担任行政职务的公民，他们和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关系，即行政职务关系，他们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其行为必须符合
公务员法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公务员基于
宪法规定的权利和
公务员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利上又表现出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因为“公务员对国家负有特别的公法勤务与忠诚义务，并且在金字塔形的行政组织体系中，为保证公务员系统的正常运行，亦有遵守纪律及服从长官及达成任务之义务。故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比一般人民较多的限制。这些限制必须在考量三个重心：法治国家之原则（合理与法律保留原则）、为达成国家目的所必须的行政纪律与效率（比例原则）及尊重公务员之人权与尊严等，才能用法律来加以限制。”[4]
公务员也是国家的公民，而非“二等公民”， 对公务员的权利限制，也应该比照对一般公民与法人的权利限制，完全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不可以如以往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概括授权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
由于各个国家在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它们对公务员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各具特色。下面，本文就结合欧美国家的公务员基本权利的保障制度进行论述，以求对我国公务员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提供些参考性意见。
二、美国公务员基本权利的保障
（一）美国公务员权利的演进
美国的行政机构产生于政党政治的背景之下，可以说“美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对分赃制（spoil system）的反抗。”[5]从19 世纪30 到80 年代，由于采取“分赃制”(patronage)[6] 且政行不分，政党忠诚一直是行政官员的基本要求。不过，在反分脏制势力的不断推动下，1883 年进行的公务员系统的改革要求行政过程的中立与理性，并试图实行严格的“政行分离”，导致了1883年文官法的制定。这个法律在行政领域内用功绩制代替分赃制，建立了近代的文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