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经济结构的特征为视角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的发展。举例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为了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保证国家的财源、兵源，即规定凡“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以孥”；[3]汉代颁布的算缗、告缗令，对商人课以重税；清代的禁海令严禁对外贸易——国家推行重农抑商，而原本就没有社会地位的广大民众只能顺从于这样的统治。这样的局面，对民法规范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重农”的结果，是渐渐形成小农经济的模式，而小农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自给自足——既然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便不再有进行商品交换之必要。另一方面，“抑商”的结果，是使得本来就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严重阻碍了民事法律规范的形成，使民事法律规范看上去显得有些多余。
　　（四）以人们普遍的思想状况为视角
　　汉代之前，礼对社会民事生活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从而对民法法典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排斥效应。礼是社会的统治工具之一，其主要内容是确认尊卑贵贱等级，调整以“尊尊”、“亲亲”为指导原则的社会关系。礼与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4] 到了汉代，经过释经解律，不仅在法典的编纂上引礼入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实行“春秋决狱”。魏晋时期以经注律、以经解律的律学兴盛，使引礼入法的过程进一步深化。到唐代，在以礼修律原则指导下，唐律“一准乎礼”，使礼的基本规范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后世历代封建法律沿袭之。礼法结合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解决各种各样的纷争，实际上也对民事法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另外，礼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刑是人们行为的最低准则，两者合二为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完整的行为规范——正因如此，礼对民事法律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排斥效应。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严重限制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正当要求，甚至鄙视“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对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自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从而为中国民法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思想障碍。
　　（五）以文化、地理条件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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