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礼教派”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后人从激进意识形态出发对之采取驳斥、贬低的态度，认为它主张只学西方的器物技艺，不学西方的政治法律；认为它冥顽不化，死抱封建专制的伦常纲条。其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用”并非仅指西方的技物，还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其“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主张，体现出“中学为体，西政为用”；而其“体”，也非君主专制之体，而是“文化价值系统之体”，“中国人……主体精神……含有对人类根本之道和中国国情的深刻思考……张之洞主张的是要识本，固本，把握大道”。“礼教派”坚守“主体精神”，“本、体、大道”，主张变法要保持、坚守中国法律之根，要对中西“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进行一一考证”基础上，再“通筹熟计，量为变通”。萨雅尼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得到的明显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至，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37) 罗斯科·庞德更具体指出，“因为人民并不为法律而存在，法律是为人民而存在，用以维持并促进他们的文化……关于发展及适用中国法典的技术，必须是适应中国的技术，而非从普遍适合于全世界的观念中移植过来……只有中国精神才能使中国法律有效地治理中国人民。”(38)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中国精神”和“民族共同信念”。礼外现为具体的礼制(礼仪)，“礼法一体化”就是礼制(礼仪)与法的融合；礼的内在本质是礼义，礼义根源于“家族主义”的“亲亲”、“尊尊”的伦理道德。礼的外现形式可随时代变迁修正；礼义乃亘古不变的原则，是衡量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制度的价值标准。在中国传统法观念中，法必须体现这种礼义之精神，即“家族主义”的“亲亲”、“尊尊”为核心的人伦道德，否则，法“就失去了价值，违背了礼义……就成了不详之物”(39)。
　　在时不我待的激进变革中，人们关注快速引进“最先进”、“最精确”的制度，“礼教派”的呼吁被视为“抱残守缺的鼓噪”，“礼”、“德”、“教化”皆被看作传统的包袱，无情地斥责和抛弃，结果是“割断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脐带”。“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而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真正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在纸上，而是用道德写在人的心中。未能“发乎人间，合乎人心”，没有道德作支撑，移植来的法失去了“大本”、“主体精神”，就成了“无血肉的枯骨”(40)。依美国人柯文“代际逻辑”的观点，历史上每代人都受到其时代的限制，其思想、眼光和事功不可能超越时代(41)。我们不能站在今人角度，苛责百年前的“法理派”，他们竭力将法律与道德分离，让法律成为独立、专门的社会规范，直接引进“最精确法理”、“世界通行之法规”，过于幼稚激进，精神用意却良善可嘉；我们不能苛责“礼教派”，果诚如“礼教派”主张在坚守根本基础上，“徐图自强”，“随着时间推移和变革范围扩大，这些小变革和效果显现起来，就足可以带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既没有人去刻意赞美，也不会引起恐慌，……生活于中的人们就可以有机会调整自己”(42)，那么，中国百年法治之历史是否会被重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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