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学者认为，“法理派”代表“新文化进步思想”，“是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以维护‘人权’为号召，进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所有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礼教派”“体现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图”，“反对用西方法律改造旧法，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保护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25)。其实，“礼教派”和“法理派”都倡言变法，试图拯救清廷。沈家本“是忠实执行清廷‘变法新政’的典范”，“在修律方针上，他与清廷完全一致”，他“受封建法律文化影响很深”，对传统法制和律学的理解深刻而全面(26)。两派在变法旨归、法律作用和地位等认识方面无本质差异。沈家本指出“中重而西轻者为多”，要求行“仁法”，张之洞赞“西法以省刑养民为先务”；沈主张“新亦当参，旧不俱废，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张也讲“变中国旧法从西法，非泛泛改革整顿之谓也”，“以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深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在沈家本看来，“为政之道，首在立法典民……
刑法乃国家惩戒工具”，张之洞视法律为“纳民于轨物之中”，须“与经术相表里”；沈强调法律“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劳乃宣提出立法“本乎我国故有之家族主义”。双方无根本冲突，其争论“是采行‘西法’多一点或少一点，照顾中国礼教风俗多一点或少一点之争，是激进或渐进之争”(27)。
“法理派”相信列强放弃治外法权的诺言，强调外人对修律的态度，深惧列强悔约不能收回治外法权(28)。修律中，“所谓‘参考古今’，‘考今’是实，‘参古’是虚；‘博稽中外’，‘稽外’是真，‘博中’是假”(29)。修律“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会通中西”变成“专力翻译”，“继则派员调查”，比较法律条文，找出符合列强“法制完备”标准的条款，把它们囫囵吞枣般地嵌入中国法律躯体。这些“后出最精确法理”，“世界通行之法规”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30)，但此“理性的目标，不理智的过程”(31) 的激进修律“不是翻译即为抄袭”，“依照本国情形而为创制之法律，可谓极少”(32)，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33)。“一切法规的形式和内容，直接模仿日本，间接效法西欧。中国旧律，在起草者的心目中毫无存在的余地……传承数千年的旧律，随着成为历史上的名词”(34)。直接后果是“基本西化而非中西融合”(35)。这是百年中国法治艰辛曲折的根源之一。“最精确”、“最先进”的法律制度得以引进、健全，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和“主体精神”依旧，国法与人们心中的“活法”产生矛盾、冲突。因为“先进未必合适”，“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必须与特定的国情、民情相适应”(36)，与社会现实、国情民俗及人们观念背离的法律制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命力。这种断裂传统、盲目移植西法的激进变革，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独有的制度与精神、条文与现实之疏离隔膜的二元主义现象，但因其“先进”、“符合历史潮流”倍受后人喝彩。“礼教派”之考量国情民意、循序变革的主张却屡屡遭人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