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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 决
人们谈论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必谈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谈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必谈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法官职业化是法治社会所必须的，在中国特有的法律传统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厘定和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非常重要。但笔者认为，在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不能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法官职业化相对应的司法民主化。法官职业化不能排斥司法民主化，二者应当相辅相成，同步构建，同步运行。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也不能只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职业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没有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与之相对应，审判行为中没有他们诉讼行为的参与和互动，就没有司法活动的启动和运行。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保证司法的民主化，增强当事人司法参与意识，用诉权监督、制约审判权和其它权力，是解决不当权力冲突问题的关键。对此，理论界就扩大和加强诉权、弱化和限制审判权，强调和突出司法的主体性原则等司法民主化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和讨论，不作赘述。这里，笔者从审判实务角度谈几点体会。
第一，司法的民主化应当首先保障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甚至是权力享有者意志自由。黑格尔说：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所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18]司法活动确定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意志自由的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保障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意志自由，包括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自由、独立自主、能动性等得到充分的发挥尤为重要。这方面，亦有学者作过充分论证，亦不谈论。笔者认为，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在保护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方面，应当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要具有宽容之心、容忍之举。不但善待当事人，倾听其把话说完说尽，有为其服务的心态和举动。而且要容忍当事人对案件本身、对案件以外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现象各抒己见、说三道四，甚至是诅咒谩骂，还包括对法庭、对法院的蔑视话语和只要不是过激的行为。在中国社会缺乏法制传统和现实的法制背景下，社会分配不公、官场腐败给人们带来对社会的不满、与社会的对立情绪，甚至是心理伤害，无通畅的发泄和梳理渠道，人们最后求助于司法途径，法院不能再把这条渠道堵住，应当还当事人一个意志自由。笔者提倡法官应有大肚弥勒的胸怀，除自身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外，以普渡众生的心态，使司法活动具有吸纳不同观点、不同见解的功能，能够调整、矫正利益冲突，保障司法活动的平衡，它可以包容最广泛的参与者，容忍社会地位迥异的主体参与。[19]面对权力冲突，法院和法官也应有上述心态和胸怀，应当能包容、能容忍，能吸纳、能矫正，笔者赞许同仁范仁善法官提出的“智圆行方”的司法理念，法官应当“充满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方式方法又表现出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内儒外道，儒道互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司法环境能够游刃有余。”[20]
第二，司法民主化的具体体现是重视和加强人民陪审制度。对英国陪审制度，丹宁勋爵赞美道：被任命为陪审员的英国人在主持正义方面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同胞有罪还是无罪，总是最后由他们来决定。我相信，参加这种司法活动对于培养英国人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21]最高法院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健全和运作，已经作了程序制度规范，并得到贯彻落实。但是笔者认为，这还是很不够的。从国家长治久安考虑，中国司法的人民陪审制度还应扩大，还应加强。其基本思路是，先通过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工、青、妇、农、学、商等社会团体，建立完善的、能反映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利益的各种陪审组织机构，后逐步向社会和民间层面过渡；执政党政法委的职能同时逐渐向其外围组织的陪审组织机构分解，实现执政党26年前《指示》所强调的“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用“三长”会议的形式直接参与司法活动。人民陪审制度不能形同虚设，陪审员应广泛参加到司法活动中来，实现除审判长为职业法官外，一审案件的合议庭其他成员应当是陪审员，而且陪审员不与法官组成固定的合议庭；在一个地区中，陪审员应当数倍、并逐步几十、几百、几万倍于法官，而不是法官多于陪审员；不但复转军人能进法院，而且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方面人士都能进法院。当然与此同时，应借鉴国外陪审制度的原则、程序、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陪审制度运行程序。加强人民陪审制度的建设，这是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22]的大势所趋。“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23]如果做到这一点，不当权力冲突问题则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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