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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司法活动中不当权力冲突现象，亦受社会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支配；在其背后，遮掩着人们对权利和利益的追逐。谢晖曾对中国传统的人治制度、权力私化问题作过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政治拜权教”的概念。他说：在人治社会里，权力和权利不是二分的，而是合一的。权力的大小与权利的多少成正比，权力越大，意味着权利越多；权力越小，意味着权利越少；没有权力，则意味着没有权利。……以血缘伦理为基准、以“家—国同构”为范式，以畸形法律为保障的“权力私化”现象，使权力掌有者更为顺利地通过权力的运用而获得无限的利益，一旦掌有权力，不但吃、穿、用、住不愁，而且奢华非常；不但享有名誉，而且行动自由。于是中国人追求权力就象西方人追求上帝，中国人崇拜官吏就如西方人崇拜神灵，这种情况，恰如宗教徒们在自己所信奉的宗教面前一样，我们把这种情况权且称做“政治拜权教”。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是什么呢？简言之即曰“权”，权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权力。[16]作为社会政治意识的“政治拜权教”在中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对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包括法官在内的党政官员们的影响可想而知。执政党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步入转型和变革，经济实行市场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进程，各种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司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司法权自然地越来越被社会所瞩目。政治和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对不能分离的连体兄弟，人们的政治意识势必向法律意识中渗透和延伸，甚至不能分离，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和法律连接得更加紧密。长期以来，中国司法的政治化、工具化以及行政化，法院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机关，并不显山露水；随着大量的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法院涌出水面。与此同时，由于“独立的司法界在这个国家里缺乏正当性的资源支持，于是法院不得不以更积极的姿态行使权力，以获得可能的社会地位”，[17]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情况造成的社会心态是，一方面，人们企盼法院公平公正，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最终能在法院找到公理；希冀法官刚正不阿，不徇私情，都是包龙图转世。另一方面，在“政治拜权教”的观念下，法院的权力引起人们的青睐和向往，不但要通过和借助这种权力满足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且，为了本部门、本系统、本地区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要争得一块司法权力的“蛋糕”。于是，法院被推向风口浪尖。法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人们品头论足、指手划脚；实际上法院与其它行政机关并无区别，不但是地方上的公检法机关，而且也是民主集中，正职管副职，院长管庭长，庭长管庭员；法官也不是圣人，法院内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愈演愈烈。当人们的企盼和希冀感到落空时，要么骂声不止，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诅咒、诋毁法院，传播司法如何腐败；要么改变策略，既然求助于法院，就入乡随俗，人家怎么办，咱也怎么办。这一切使利己的、没有理性的、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行为参与围绕在司法活动内外，从而制造出种种不当权力冲突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法律的制定和施行——司法活动作出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过程，是人们对法律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处于正常合法状态，即：人们按照法律的原则制度、程序规则，规范审判行为、诉讼行为，调整权利、利益、权力的冲突，那么，随着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不但使社会法治趋于完善，而且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会不断提高。反之，如果这个过程总处于非正常、非法状态，那么，久而久之酿成的后果不言自明：社会法治受到摧残，人们法律意识变异，对法律和司法产生信仰危机。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尽管不当权力冲突不是主流，只是局部的量变，对正常的、主流的司法活动并无质的影响；但是，无数次的量变会产生质变——这是一个真理。当人们法律意识变异，司法信仰危机之时，恐怕不久就是发生质变之日。假如“滥用职权”、“以权压法”、“借权谋私”充斥在司法活动内外，充斥在整个法院内外，其后果岂不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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