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法形态中，原则地讲，国家权力运作，权力的制衡，本身就存在权力的冲突。具体地讲，三大诉讼法作了明确的规范和指引。
民事诉讼法第
二条规定，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行政诉讼法第
一条规定，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刑事诉讼法第
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民主权利。一目了然，人们司法活动时而为或不为的合乎法律目的的行为中，也不免存在和发生利益、权利、权力的冲突。比如，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规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时，会涉及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部门权利，必然产生权力冲突；再如，法院不采纳公诉人的起诉意见，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等等，旨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权力冲突是正常的、占主流的、符合理性的，是法治社会所必须的。
在非法形态中，参照民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理论作类比分析也能一目了然。民法上把无效民事行为分为三类：（1）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2）欺诈、胁迫、串通虚假等行为；（3）标的不定、不能、违法和不当行为。[13]据此，把类似无效民事行为的第一种情况称作“滥用职权”、“权力寻租”。如：公安机关通过经济侦查手段变相办理民商事案件；检察机关为抗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调查取证，成为“诉讼代理人”的角色，等。第二种情况称作“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如：政法委的“三长”会议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指令法院参与扶贫、建小康、强制拆迁、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行政活动；或者给法院“赞助”，目的是利用司法权处理行政问题，法院受利益驱动为其提供帮助，等。第三种情况称作“以权谋私”、“借权某私”。如：置司法程序于不顾，动用金钱、权力乃至色情等对法官轮番轰炸；法官不能招架，甚至随其自然，觉得受之无愧，等。当然，这三种情况有时相互交叉、相互包容。此时的法院果然成了“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善变的海神）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呈不同状态，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4]它有时是弱者，比如在权力冲突中，力不从心，势孤力薄；有时是强者，比如面对一般主体的普通公民，显示权威，专横强硬；它还是勇敢的斗士，比如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又是善良的牧师，比如深入基层，送法下乡。
上述种种非法形态，亦可称为法律上的无效行为或非法行为，或不当权力冲突；尽管从执政党到权力机关，从最高法院到执政党的纪检机关，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和纪律进行约束，颁布较完善的诉讼法律制度对审判和诉讼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但司法活动内外的这些问题仍然累见不鲜，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批评。有学者一针见血地说：理想中的法院原本是释放社会不满的场所，而现在它却每时每刻都在为社会制造着新的不满；理想的法院的逻辑是程序性、规则性和知识性的，而现在的法院中官衔、钞票和人情可大显身手，唯独法律倍受冷落。[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