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是，我国市场主体对法律，特别是对司法的需求虽然初现端倪，但是，其需求的程度并不尽如人意[20]。例如，不光在农村，也不光是农民，涉及千家万户的消费领域中就有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法不是法，行规成了法。 “
合同法”和“消法”、“
产品质量法”，足以涵盖和调整整个消费领域的活动，可非得还有“家电三包”、“手机三包”等各行业的“三包”。其实在所谓“三包”过程中，消费者的权利不仅没有最大限度的得到保护，反而被“缩水”，“三包”却成了行业保护的借口和根据。这种行规“优于”法律的现象，笔者认为与人们的司法诉讼观念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法律和法院对医疗、铁路、电信、电力等部门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或违约、违法行为中承担民事责任时的特殊保护，造成了人们对司法或法院的偏见：这些行业和法院都是国家的，与这些行业发生民事纠纷，诉请司法保护，要么不予受理[21]，要么与找该行业或该行业的主管机关无区别。这样，使人们看不到司法保护的优越性在哪里，得不到对司法诉讼的价值体验；从而对司法价值认识上有缺失，司法需求心理有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面对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和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颇有种“孤芳自赏”的味道。
在农村，农民很难把自己的生产经营与国家司法联系起来。由于信访、工作组这套国家权力运作技术被农民普遍接受和认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身份平等的观念几乎是空白。在其生产经营受到侵害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用信访等手段保护自己，因为有时他们要求法院保护时，法院答复不予受理，比如强行征用土地问题[22]、乱收费、乱摊派问题。从大量内部和媒体公开的信息中也能看到，在众多的农民群体上访事件中，即便能够通过民事、行政诉讼处理的，他们也放弃不用，而采取信访或其它极端方式要求上级调查解决反映的问题。这表面看是行使民主权利，实际反映了请求高一级的政府或是“清官”“拯救”他们的一种心态。农民们对法律需求，特别是司法需求是被动和消极的；他们需要法律和法院时，是要求法律和法院的“清官”“救人于水火”；至于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干什么，除了“告状”之外无其它定型意识。比较之下，性质原本是被动的、消极的法院和司法功能，却表现的非常主动、积极，比如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送法下乡之类。于是，农村社会的一种拯救心理油然而生。
拯救心理本身是个怪圈。—— 起点是：一面是农民，政府干什么，法院干什么与我无关，对制约政府权力，监督法院审判权等民主权利无动于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面是政府在普法，法院在送法下乡，力图扭转这个局面。——过程是：在政府和法院方面，或者干预个人权利，比如常见到的强迫农民统一种植或经营某种农产品、强行征地等新闻，顽固的职权主义审判；或者是放任自流，农民工漫天飞，政府管不了，统不起，法院“依法”推脱[23]。在农民方面，遇到权利被侵害，开始“他们能忍就忍，有其它办法就尽量采取其它办法，如托人疏通，主动向行政机关求情，送礼给有关官员等[24]”；到了忍无可忍时，用诉讼、信访和其它一些极端的方式找政府、找法院。——终点是：要求政府、法院来“拯救”我，要求“清官”、法官“拯救”我，依赖政府、依赖法院，把“我”排除出外；解决得好，送面锦旗，报答恩情，解决不好，继续上访告状。——最后，不是返回起点，就是退到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