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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无讼”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孔子把“无讼”视为审判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何以能够如此呢？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甚少道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再用“无讼”传统来解释“无讼”现象是站不住肢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最准确的判断者和最坚定的维护者；为了利益，他不可能放弃救济去追求所谓的“和谐”。
也有人认为中国自古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成为附庸，从而司法判决缺乏权威性。正由于司法权威的缺失才使民众对司法丧失信任。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正是由于司法与行政不分，如果就司法判决是公平的，它将获得更高的权威和信任；之所以民众对司法丧失信任，是因为司法判决本身就不是正义的，是因为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因此，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不在于通过“普法”来教育民众，而应当对政府普法，通过法律来控制行政权。
这样看来，普通民众不仅不是愚昧的，反倒可能是聪明的。那么智慧的民众为什么不懂得为权利而斗争呢？答案是：他们只不过没有选择法律的手段来维权，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更好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我们知道，权利都是有成本的。在考虑对权利进行救济之前，人们首先是要考虑救济的成本。人们既然完全可以通过“后门儿”、“面子”、关系等方式来达到问题（纠纷）解决的目的，又何必去诉诸法律呢？司法程序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与好处呢？费用、时间以用令人怀疑的判决，哪一点能够成为我诉诸法律的理由呢？如此看来，普通大众并非“法盲”，而是喑悉法律的高手、智者，因为他们图的只是一个公道（问题的解决），从来就不关注什么形式上的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厢情愿地大力普法呢？除了我怕说过的“符号”意义外，这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自私、自卑与自负心态的一种反映。通过普法，我们收获了什么呢？倒是普法本身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给予我们丰厚的“经济”回馈，谁还有时间去关注、研究并检讨法治本身呢？在与西方的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中，我们真切地感到了我们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的差距，以致于要通过“变法”来达到一种“政府推进型”法治；同时这种自卑，也让我们忽略了对本土资源的开掘，忘记了西方法治建立的基础：自然理性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也正是自私与自卑的合力又促成了我们的自负，以致法治在我国的确立过程中，“不但过分对抗另文化传统，也偏离了西方法文化的精神传统”（范忠信语），呈现出过多的扭曲和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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