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古代判例法，中国的判例法真正始于民国，现正发展于台湾。民国以后，中国才真正引入了西方意义上的判例法。民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有关判例，并进行了出版。（资料暂缺）
4、民国与台湾模式－－中国（大陆）移植判例法当效法之模式。当前大陆移植判例法制度，已有台湾成熟的模式可供效法。台湾法制学习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长处，并结合中国司法传统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英美判例法制度太过于繁复，十分不易被习惯了成文法推理思维的中华法系的法官接受。相反，民国时已对西方的判例制度做了很好的借鉴，形成了以最高法院专属判例的创制、修改、废除之权，下级法院应在判决中予以引用的制度。我国台湾地区“
宪法”中并无判例的规定，但台湾“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是具有拘束力的，而且，判例的变更也有严格的程序。台湾“法院组织法”第25条规定“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案件，关于法律上的见解，与本庭或他庭判决先例有异时，应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之。” http：//www.paper800.com/paper142/E50F01BD/
台湾“法院组织法”第57条、第25条规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上之见解，认为有编为判例之必要者，应分别经由院长、庭长、法官组成之民事庭会议、刑事庭会议或民刑事总会议决议后，报请司法院审查。”“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案件，关于法律上的见解，与本庭或其他庭判决先例有异时，应由院长呈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之。” 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8253
综上，目前大陆判例法制度的移植和建立，概言之有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目标上，应排除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模式的理论干扰，要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判例制度”的明确目标。第二，在主体定位上，根据现有国情，于初始试验阶段之时，应明确判例必须专由最高法院创制，除此之外，高级法院也无此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保证判例的权威性，也便于改革的启动和实施。第三，在创制方式上，最高法院应以本院判决的方式创制判例，而不能将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为判例。因为确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创制，判例的创制应当是亲历亲为。只有这样，其法律权威性方有保障。具体方法是，最高法院应选取本院裁判的、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判例。非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不得创制、修改、废除判例。第四，司法解释判例化，以判例解释为司法解释的主要方式。第五，在判例的公布方式上，应取消现行的、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等多种形式发布案例的做法，代之以专门的《最高法院判例公报》进行判例发布。第六，法官在判决书中适用判例法的时候，应以“根据最高法院某某判例”的方式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