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对责任内阁制失败的反思
以往的论者，一般都站在维护宪政的角度，声讨袁世凯对宪政的破坏，而没有从更现实的角度去认真检讨为什么袁会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制宪的过程就应当由当时主导社会秩序的力量来决定，最后的政体应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政体主张恰恰是忽略了这一政治现实。毫无疑问，民国初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不是革命党集团，而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袁世凯政权得到军队、官僚、立宪派与商人阶层的支持。袁本人也明确表示：“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49]袁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考虑到这种政治现实，让政治强人袁世凯放弃实权，甘当虚位元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单从制度层面来讲，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各有长短，很难说孰优孰劣。民国初年的政治精英们无论作哪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使国家成功地走上宪政之路。但是前提是不违背基本的宪政原理，政体制度必须体现多元的政治利益格局。民初立宪的失败并不表明责任内阁制在中国绝对不可行，而是表明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强行实行这种政体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仅凭革命党人的实力尚不足以将袁世凯制服于
宪法的条款之下，而袁世凯也决不会满足与其实力不相称的
宪法权力，他必然借助宪政之初
宪法力量的脆弱及其中的模糊不清扩张自己的权力，当他受到强烈的阻碍时，就会越过
宪法凭借自己的实力进行活动。宋教仁政治理想破灭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政治领域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每一个政治力量或派别都会追逐一种与其实力相称的权力，政治权力的分配不能仅靠白纸黑字，相反只能依靠相互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消长。
由此看来，宋教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尝试除了让我们作同情的理解，至少也让我们认识到宪政的建设绝不是空中楼阁，一定要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作充分的考量，才能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第5章 结 语
民国初年，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学习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度构建新政权的框架。勿庸置疑，这一选择最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要限制总统权力，防范专制制度的复活。责任内阁制精神在南北议合后通过的《临时约法》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由于《临时约法》权力架构中立法至上和内阁对总统牵制的设计无法满足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要求，参议院和内阁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对袁行使权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宋教仁领导的政党活动又给北洋集团以极大压力，终于使袁挣脱约法的羁绊，实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威权统治。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悲剧提醒我们，制度建设是在政治实力角逐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了政治实力支撑的制度必然要走向崩溃。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政体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强行推行却有极大风险。政治权力架构的设计必须在不同政治力量的策略互动中实现制度性妥协，才有可能避免在政治实践中全赢全输、宪政崩溃的结局的出现。
【注释】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一、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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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二、外文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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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4] [美]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5] [美]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英]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蓬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7]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三、中文论文
[1] 张学继：《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48-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