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制宪的政体选择
Sung Chiao-jen and the Regime Choice in Constitution-making of Early Republican China
任运通
【摘要】民国肇造，中国处于政治制度变革和民主转型的关节点上，各派政治势力和政治精英就新的政权应该采取怎样的政体展开争论。宋教仁提出实行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其精神被部分地采用到《临时约法》中，却无法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实现设计者的初衷，这次宪政实践以宋教仁被刺、约法被废弃而告终。如何看待这段宪政史，怎样解释这次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向来是学者讨论的焦点。
本文从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政体主张入手，采用
宪法文本分析和制度比较分析等方法详细论述这一政体设计从提出到失败的来龙去脉。正文分三个主要部分，分别从思想层面、立法层面、政治实践层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叙述了宋教仁宪政思想产生的来源，对宋教仁与孙中山就政体问题的争论和他们各自所主张的观点及原因进行了论证，同时介绍了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政体主张，简要对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两种政体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二部分论述了责任内阁制主张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论述了《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三个
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分析了“因人立法”现象出现的背影和原因，通过对《临时约法》权力架构设计的详细解析透视其中的责任内阁精神，指出其中权力结构设计的缺陷。第三部分叙述了袁世凯和责任内阁在《临时约法》的框架下进行的政治博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重组政党内阁的努力和失败，并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本文得出结论，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政体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强行推行却有极大的风险。制度建设是在政治实力角逐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了政治实力支撑的制度必然要走向崩溃。革命党人在制宪过程中采取了抗争式的方式，拒绝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实现制度性妥协。《临时约法》中的制度设计没有体现出多元化的政治利益要求，相反刻意去防范制约最有政治实力的北洋政治集团。这样的权力设计在政治实践中必然遭到北洋派的强力反弹，宪政实验的失败最终不可避免。
【关键词】文献
【全文】
第1章 引 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几十天，全国响应如潮，大半省份宣布独立，政权以各种形式转移到革命党人手中。形势的发展似乎出乎意料，其实是长久以来清廷政治衰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以至于革命军一起，即成摧枯拉朽之势。面对这突然到来的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袖都有些措手不及。革命党人一面与袁世凯谈判，以促成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一面草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搭起民国的制度框架。但是，对于新宪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民国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政体，却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反复争论的过程。
客观地说，这种探索和争论是必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遍观世界各国，在创制新
宪法的过程中都有类似的争论。根据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观点，
宪法“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其自身中产生出来的”，[①]相反是人类政治行为的结果。因此，宪制的确定其实是一次政治决断，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彼此妥协后产生出来的。对于采用何种政体，说到底是革命党人在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同盟会首先要在内部达成一致。然而，以同盟会的复杂成分，对宪政中如此重要的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随着南北议合的不断进展，临时政府还要考虑把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纳入新宪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对北洋派进行必要的斗争、妥协和包容。在政治、军事形势瞬息万变的态势下，民国的创立者们为创设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数次磋商甚至争吵。在反复争论的过程中，同盟会领袖之一宋教仁坚决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政体，又坚决地把他的政党内阁思想付诸实践，从而成就了中国宪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1899年入漳江书院求学，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其时正值清朝末期，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侵略欺凌日益加剧，国内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各阶层人民对清政府普遍不满。此时的宋教仁开始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宋教仁被推为副会长。7月，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因与华兴会成员密谋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一事泄露而被迫逃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 年，宋教仁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系统地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1910 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用“渔父”或“桃源渔父”作笔名撰写稿件，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主张实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在草拟《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和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将其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思想贯彻其中。他也因这一政见与孙文、胡汉民等人发生分歧，甚至招致许多革命党人的误解。根据南北议和的条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三天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根据约法组织的唐绍仪内阁和“超然内阁”先后夭折后，宋教仁从中吸取教训，积极投身政党政治，联系其它政见相近的政党组建国民党，使之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党。他发动国民党员积极参加第一届国会选举，最终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在此过程中，他四处演说，批评时政，宣扬国民党的政见，并且草拟了《国民党大政见书》，以为将来组织政党内阁的施政纲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火车站，他实现责任内阁政治的宏图大志也随之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