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保护法》的缺陷
如前所述，现行的
《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回顾十五年前
《环境保护法》从试行法到正式法的修订，理由十分充分：“在执行中也发现环保法（试行）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有些内容也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环境保护的立法依据发生了变化[4]。二是对许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加以确认。……。三是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5]”“环保法（试行）是试行法，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作为正式法律施行。[6]”该法在修订时，充分考虑了当时国内外成熟的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在“协调发展”这一相当先进的立法理念指导下设计了制度体系，体现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中国的
环境保护法及其实践也被世界上誉为“中国式的环境保护道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7]。因此，
《环境保护法》对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贡献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部法律的生命力与其所依存的“环境”密不可分，在当时诸多限制性条件制约下，
《环境保护法》的开放度与适应性都十分有限。在
《环境保护法》施行的15年中，国际国内环境立法的“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立法理念、立法宗旨、法制度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无疑会动摇
《环境保护法》的根基。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发展观，在“生态人类中心主义[8]”的思维方式下，明确提出了对现行法律进行评估和制定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法律的要求[9]，这一新的发展观及其要求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接受[10]。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载入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成为了
宪法所确定的治国方略；执政党更是明确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旨趣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政府也明确宣示要用十年的时间打造“法治政府”，并为此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11]。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设法治国家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
《环境保护法》制定时不可能达到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对于中国的今天与未来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们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新的伦理道德、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意味着新的立法理念、新的立法原则、新的立法模式、新的制度体系。如果我们运用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来审视
《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它的距离，我将其归结为如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