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种新的理论分析
对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需要明确争论根本的对立点所在，才能找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金融诈骗罪客观构成形态的争论，对立的根本点就在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性质理解的分歧：如果认为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了金融秩序，金融
刑法应当定位于社会防卫，采取行为无价值立场，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行为犯；但是如果认为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了公私财产权，金融
刑法就应当定位于权利保障，采取结果无价值立场，那么，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也就无可厚非了。
虽然我国金融
刑法将金融诈骗罪规定为结果犯，但从立法进程来看，其并非是基于对法益性质的定位，出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初衷，只是一种立法惯性使然。然而，我国金融
刑法却存在较为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一直将“超个人法益”看作是首要保护的对象。这样一来，就出来了一种现实与价值的悖反、模式与目标的错位。这种情况下，改造我国金融
刑法就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金融诈骗罪法益是金融秩序的传统立场，将本类罪改造成行为犯模式；再一个就是转变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将公私财产权作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维持本类罪为结果犯的传统立法模式。行为犯论者无疑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而预备犯论者也认为：“从长远看，在修定（似为笔误，应为‘修订’——引者注）
刑法时，也可考虑将部分金融诈骗罪采用行为犯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提醒司法人员注意。”[13]可见，尽管具体方案有所不同，但在法益性质的基本立场上，行为犯论者、预备犯论者和通说都是一致的，都将立论的基础建立在“金融犯罪的主要法益是金融秩序”这个命题之上。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立论值得商榷，后一种模式才是我们的应然选择。
首先，上述几种观点是对德国刑法理论的误读。[14]国内文献在谈及德国经济犯罪时，多认为经济犯罪主要侵犯的是超个人法益，并以此为据来论证我国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这种观点，实为对德国刑法理论的误读。误读之一，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确存在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的划分，但是在二者的关系上，德国通说一般认为超个人法益并非超越、优位于个人法益之上的法益。相反，超个人法益仅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是对不特定的个人法益的抽象表述。二者之间没有质的界限，只有量的区别，超个人法益归根到底仍然是个人法益。[15]误读之二，就金融诈骗罪而言，德国刑法中与我国《
刑法》规定具有可比性的犯罪有两类。第一类犯罪包括第264a条投资诈骗、第265条保险的滥用、第265b条信贷诈骗以及第266b条滥用支票和信用卡，它们同属于第22章诈骗和背信。与我国金融诈骗罪“主要”与“次要”客体之分不同的是，这几条规范在所保护的法益问题上是“直接”与“间接”之分，即认为规范所保护的首先是个体的财产，虽然同时也保护有关的金融交易的安全与秩序，但这种保护仅仅是一种间接性的保护。这种间接性保护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法律基本原则的确信，规范保护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第二类犯罪包括属于第八章货币和票证的伪造，包括第148条伪造票证等。这类犯罪保护的是金融票证和有价证券的安全性和功能，而不是财产。由此可见，涉及金融欺诈的德国刑法规范，虽然认可超个人法益的存在，但并非将其作为超越个体法益之上的主要法益进行保护。[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