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
宪法解释和
宪法修改之竞合所引致的理论问题是：当
宪法需要变迁时，是选择
宪法解释还是选择
宪法修改，换言之，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
宪法权威与宪政价值的维护？当然，从社会必然发展和变迁的绝对真理视角而言，任何成文式
宪法都会存在和面临修改的课题，从立宪史的视角观之，不存在绝对不变的
宪法，
宪法修改是绝对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据统计，在142个国家的
宪法中，明确规定修宪的占96·5%，只有中非共和国、达荷美共和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
宪法没有规定修宪，但也没有规定绝对禁止修宪。[2]所以，当某一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时，
宪法必须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但是当社会只是发生局部性的变迁，即部分的政治或部分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生变化，是修改
宪法还是解释
宪法就可能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欲强调
宪法变迁的思维方式不只是简单地归结为
宪法修改，还应该看到
宪法解释也是重要的
宪法变迁方式，
宪法是通过修改或是通过解释进行演进，需要进行宪政价值与制度成本的衡平和考量。我们认为单单以
宪法修改的形式推进
宪法的适应性的做法，其弊在于：
第一，可能动摇
宪法的稳定性，从而丧失
宪法的权威性。法律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作为根本法的
宪法更需具有稳定性，
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其至上的权威性在形式上就来自于它能够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大凡对一国宪法每过数年就不断地修改的
宪法，其至上权威大都存在于口头上，在实际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它的实效；
宪法的权威性往往在人为地、频繁地
宪法修改变动中渐渐丧失掉。
宪法朝令夕改容易使人觉得
宪法是可有可无的，从而影响稳定的宪制基础的确立。像中国近代那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
宪法更替，以及新中国之后
宪法经常的立、废、改，就使得
宪法在中国成为人的理性的工具，几乎未赢得民众的信仰，这也是
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得不到确立起来的主要原因。过几年即修宪的“
宪法惯例”要不得，它只能增加公民对
宪法权威性的怀疑和对人的理性的崇拜，在一个人的理性高于
宪法的社会，
宪法之统治的宪治始终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