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这本书写著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中国基层社会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其一，传统的中国基层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而不流动的社会，然而今天的社会却出现了大范围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比较重要的并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是“民工潮”，一是学生潮。[10]这两个方面肢解着传统的基层社会——无论是在生活样式，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方面，乡下的人们急破脑袋要去城里谋生，并以拥有城市认可而荣耀——通常是户口、房子、车子为标志，所谓“安土重迁”的习俗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甚至遭人鄙视。于是，现代化的潮流冲散了那本来平静的村庄。当然，现在的村庄也很“平静”——乡村如同被抽干了血的病人——知识精英和壮年劳力都以离开，却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少数留守妇女儿童。在这“平静”中我们看到了村庄的一步步解体，就如同秦晖先生所说的那样，“农村人心散了”。
　　其二，在费书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中，家是以父系亲属给主轴的，然而今天情况更多的在发生变化，母系亲族在连接家庭亲属关系的作用在逐步增加。基于各地情况的不同，我们虽然无法准确断定这种变化的程度。但是，很明确的是，这种变化的起因是由于经济利益已经取代礼而成为决定人际关系和亲属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而在这背后是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
　　其三，我们注意到，在费书所描写的传统社会中无诉多是因为“礼”的原因——其使得诉讼是一件丢人的事。而今天，中国基层社会的情况已不那么简单。一方面，大量的诉讼开始出现，并导致了一定程度和局部地区的“法官荒”（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为基层民众所广泛接受地纠纷解决机制却是调解和上访——后一种情况可以看作是“无诉”在当下的某种“变异”形态，且似乎更为民众所欢迎。不过，今天对诉讼刻意“规避”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在费书中找到——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是经济原因（高额的诉讼费用）和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使得人们趋向规避到法院来解决纠纷，“礼”的作用已经变的很小，尽管并不是完全不存在。
　　（三）方法的检讨和反思
　　在方法论上，本书对于社会的分析主要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进路。大致说来，其指的是这样一种路径，即当社会被人类创造出来以后，其便似乎获得一种理性反过来制约了人类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样式，而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在这种“反制”中却没有多少反抗能力，似乎唯有遵从社会的意志才能够很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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