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从薛刚凌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到杨解君的“行政主体及其类型的理论界定与探索”，再到张树义的“行政主体研究”和“论行政主体”、李昕的“中外行政主体理论之比较分析”，直至沈岿的“重构行政主体范式的尝试”都是走的这么一条路径。其中蕴涵的一个进行分析的假设性前提是：以法、德、日行政主体理论为衡量的标尺。
见张树义、方彦编：《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48。张树义：“论行政主体”，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4 期，页93。
参见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
参见张焕光、胡见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页28；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7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67；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68等。
参见《
行政诉讼法》第
25条第4款、《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3款。
参见任进：“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关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可见，司法解释认同“超出法定授权范围”时其权力行为仍然归属于派出机构。“超越授权幅度”当然可以理解为“超出法定授权范围”，但是“超越种类”到底应属于“超出法定授权范围”还是“无法律授权”在法律解释不无疑义。
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19条。
甘文：《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页81。
甘文：《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页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