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与名相分离
例三：工商所（甲）以自己名义对公民（乙）的违反治安的行为罚款300元。
依据现行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工商所（甲）不是一个行政主体，公民（乙）显然不是行政主体。[19]因为，工商所（甲）是县级工商局的派出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它可以对于违反治安的行为进行处罚，这就意味着它进行治安处罚的行为属于有名无权。依据职权与责任一致的基本规则，它自然也就无相应的责任。就工商所（甲）而言，它在这一具体的权力行使过程中，仅仅具备了名义这一要素，与职权和责任严重分离。
（四）权与权相冲突
例四：派出所（甲）以自己的名义对公民（乙）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依据现行有关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派出所（甲）是一个行政主体，公民（乙）显然不是行政主体。[20]因为，派出所（甲）虽然具备了职权、名义和责任三个要素，但其中职权要素仍然存在不完全相统一的问题。因为派出所虽然有对治安违法行为予以罚款的权力，但其法定的罚款权限为500元以下，因此派出所（甲）实际行使的职权与它享有的法定权限产生一种冲突，即构成越权。[21]
综上可见，我国行政法制目前对权、名、责的分离与冲突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只要具备了其中三个要素的一个或者两个都可能成为行政主体，并不严格要求其三者全部具备而完全符合。但这些分离与冲突无疑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建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成为行政主体内在结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必须予以协调缓和的一种现实张力。
三、我国行政主体构成要素的关系协调
现行的研究似乎普遍认同，权、名、责之间的不统一性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已经很难在行政主体的内在结构中予以协调。因此，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割断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密切关联性，重回“保证行政组织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一根本目标来对行政主体进行重新定义。[22]笔者认为，在我国分权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之前，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截然独立实际上意味着行政主体理论在我国的全面破产。事实上，我国现行法制与实践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协调行政主体内在要素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不断地包容并化解其内在的冲突与张力，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内涵随着我国法治实践的发展而生成不息。具体来看，我国的行政法制构建与实践中已经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规则：
（一）以权责一致为一般解释规则
在前文例二中，如果乙行使的职权获得了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而非依据“三定方案”，则认为其具有了独立的责任能力，自然是行政主体。在这种情形下，并不需要规章中明确规定其具备法律责任。因为，在通过法制化的方式取得授予职权的情形下，我国现行的有关规定实际上已经蕴涵着一个基本规则：即，权责一致。
如《行政诉讼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在这一规定中，上级行政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都享有法定的职权，也就都具有独立的责任，此时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完全取决于第三个要素“名义”。在这一立法中，职权与责任这两个要素都没有明示，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在条文中明示。因为作为一类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这一概念就已经包含了权责一致的内在逻辑。这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自产生之初就潜含着的根本规则，也是在法制实践中当权、名、责三者关系不明朗时应当首先适用的解释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