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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善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为善的天性，即所谓“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的发扬光大，就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因此，仁义礼智这四大伦理原则不是受外界影响而形成的，而是人生所固有的。只是由于“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即仁是人们言行举止的动机，义是人们言行举止的规则。“圣人”与“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认真的修养返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孟子用“仁义”规范一切，衡量一切，视“仁义”为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儒家主观自然法思想的第一原则。但是这样的“仁义”观实际上是倡导一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不是人的绝对自然本性，需要加以主动导引和规范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必须法律去鼓励为善行为才能有效。由此也可以看出，人性善思想缺乏内在合法性依据，必须外力推动，也就是法律的强化才能符合自然正义精神。
（三）人性恶
荀况认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目好色、耳好声、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欲望；“生而有疾恶”，即生来就有嫉妒心和排他性；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的虚荣心和权力欲等等。如果“纵人之情，顺人之欲”，那么人们必然会你争我夺，“犯分乱理”，是社会混乱不已。可见，人都有“恶性”，所以他认为圣人及其礼、法正是为了“化性起伪”、改造“恶性”而产生的。同样，人性恶也不是绝对普遍的现象，但是一般来说，人性恶劣之程度远大于人性善的程度。当然，人的心理的恶性也是可变的，所以法律既要尊重这种人性现实，更要努力改变这种恶劣的人性。这样，法律就要积极抑制恶行，才是符合自然正义精神的。
二 西方人性自然法学说
人性自然法思想在西方的演变情况与中国相比则大为不同。总体来说，在其发展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长期的中断过程，即使到了今日也仍然还是西方世界基本的普遍理念。西方人性自然法的有关学说内容很丰富，主要的是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及其二者互相结合的思想，其蕴涵的人性内容更加普遍化，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中将这些观念直接扩大到民法范畴，对私权利的正确行使也起到了科学的规范作用。因此，其人性自然法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效制约了公权力的滥用。这种人性自然法思想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渊源，所以，我们以为这是西方人性自然法思想的独有的超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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