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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就已经知道，无论是单一制的集权统治的国家，还是复合制的联邦分权治理的国家，它们共同的政体形式都可以是四维权力组织结构，这应是一切国家组织系统的共性。一个国家的体制受制于国家的国情，如民族、人口、地域大小、历史传统等要素，另外经济条件也是形成国家体制的重要的基础，文化科技也是对国家体制有着很强的制约因素。但是政体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无论一个国家的实际社会情况怎样，都需要基本的、合理的、科学的组织方式，才能保障公民权利，才可以有效制约公共权力，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真实和谐。也就是说，国家体制决定不了政体的形式，不同制度体制形态的社会的政体不同，相同制度形态的社会的政体相同，各种制度形态的社会可以相互转化，完全不需要社会革命、尤其是不需要不法的野蛮的暴力革命来实现这种转化。这是政体的连续性、统一性、整体性特征决定的。另外，在时间维度上看，各种社会制度形态具有进化性；在空间维度上，看各种社会制度形态具有互补性；在统一的时空整体上，看社会形态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历史上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绝对合理合法和科学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
一般来说，每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存在条件变化了，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必然转化为另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任何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都不是绝对合理、永恒存在的，当它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其合理性就不存在了，自然应被另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所取代。不存在不朽的社会制度，也不存在任何一种绝对优越的社会制度。法治社会也不是绝对永恒的社会制度，也是可以继续向道德社会发展的社会。未来法治社会，如果要向道德型社会发展，我们就不得不首先关注关于国家权力设置的基本法治问题。如果假定人类社会分工永远不可能消除，人心不可能完全一样，人的需要不可能完全一样，人的差异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人人平等要人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法治社会在这个前提下，就是一种必须的、科学的、人性的选择。但是，怎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需要通过怎样的社会实践，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呢？
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制度形式做出新的划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法治社会的坐标。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形态看作是循环发展的，那么法治社会就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的常态、最成熟的形态，它高于政治社会，低于道德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三个进化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社会，其中在集权制度国家，法律与公共权力关系亲和力强，与公民权利关系紧张，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还存在严重的对立，人治的力量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在法制化国家，国家法律也可以是最权威的力量。第二个阶段是法治社会，我们都知道，法治社会中的国家与法同在，“无法无国，无国无法”。国家是管理者的工具，也是被管理者的工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地位完全平等，不存在超越人权的绝对抽象的国家权力，反之亦然。国家权力建立在具体的公民权利之上，国家权力在人权面前必须止步。国家组织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任何个人、政党、政府都代表不了国家意志或者国家权力本身，谁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意志而强加于人。所以，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公共的，法治就是多数人的人性（理性-非理性整体）的选择，它虽不是唯一、最好的，但一定是较好的、可选的，是符合全社会各阶层公民的基本需要的智性与情感统一的选择。其中全体社会公民最普遍的共同理性意志就是法律，此时的人民主权既不是国家至上，也不是人权至上，而是民意至上，不变的民心是社会最权威的力量。民主活动的积极价值是以民心克己守法为归，从消极方面向法制转化，退回社会第一阶段；从积极方面向道德转化，上升到社会的第三阶段是人道社会，其中道德权利至上，道德化的人的无为自由是一切社会化行为的最高依据。所以，法治社会是社会制度的中庸态、常规态，但还不是理想的、最高的社会形态。
我们认为，三态社会由低级政治化形态，进化到法治社会中级形态，最后进化到高级和谐社会，此顺序不可改变，是单向进化的。但是，道德社会还会重新返回政治社会，再实现新的进化，如此往复，生生不息。也可以这样认为，权力意志至上，法律制度至上，法理精神至上的进化史是社会关系的一方面（主观）；公民权利-人民权利-国家权利-人类权利各种权利意志自由的演变史是社会关系的另一方面（客观）；社会治道（三态社会）的循环整体同一的关系是人类制度演变的不变历史规律的第三方面（中立、科学、实践）。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社会制度形态的整体，这个整体才是现实的和理性的，也才是真正合法的社会。
总之，三态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其中以法治化为常态，政治社会与人道社会是两极态，二者通过法治社会转化为对方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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