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从《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立法目的出发，“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将没有通过造谣惑众，而达到煽动闹事结果的行为纳入打击之列。这恐怕又太宏观了吧，扣的帽子太大了吧？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众所周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总不能把只要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的行为（打击这样的行为肯定符合《
刑法》的非常宽广的立法目的），也不问有没有相应的刑名，统统追究刑事责任吧？治安处罚也应是同样道理。真理与谬误，有时就在一线之间。
成文法的立法者不是上帝的化身，不是绝对的“理性人”。这不仅是针对其能力所言，更突出表现的是他们的意愿。权力（所有的国家权力）的异化，这就是我们必须长久面对的现实。
又谈到行政诉讼中原告撤诉的问题了（该文所举的案例五）。对于原告的撤诉申请，《
行政诉讼法》规定：“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该文认为：是否准许的标准是“1、原告自愿；2、不得规避法律、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利”。现试析之：
1、原告是否自愿，如何查明，谁来查明？原告既然自己（或明确授权他人）递交撤诉申请，只能推定其自愿。难不成，法院还要对原告“严刑拷打”：你到底是真想撤诉，还是另有隐情、被逼无奈？你要是说实话，我们给你撑腰。你要是不说实话，就让你尝一尝老虎凳、竹签子、辣椒水的滋味儿。岂不荒唐。应该规定：即使是在事后、合理的时间内，只要原告有证据、敢证明（通常概率极低）：当初撤诉非出于自愿，而是暴力胁迫、威逼利诱的结果，也应准许其再行起诉。
2、至于是否规避法律之类（为了偷懒儿，少打几个字，也为了我表述简洁、您阅读方便，这是我一贯的行文风格。请谅解），就更是复杂的事实认定的问题了。非有人举报、非专业侦探公司参与不能毕其功。难不成，法官大人要亲历亲为，一身兼数职，逐项排除、无一遗漏，非查个底儿掉不成，非要把理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确定性，方才放心。岂不笑话。应该规定：一旦出现规避法律等情形，应由有权机关查证属实后，依法处理。俗语：强按牛头不喝水，总不能硬拉着原告的耳朵逼其来继续打官司吧。
在此时，查明并非当事人所主张或提供的事实以外的事实真相，不是法院的分内工作（否则就是司法越权）。在撤诉问题上，不应赋予法院裁量的权力。恰如前面论及的缺席判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又是立法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