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金融诈骗罪法益的界定上，金融秩序说从逻辑到价值，都存在着较强的主观主义倾向。逻辑上，他们从现行法律规范的实然角度，通过附会德国刑法理论，将金融诈骗罪的主要法益解释为金融管理秩序或者金融交易秩序，然后又将这种结论当成应然的目标，作为指导金融
刑法的立法的指导思想。这种逻辑，混淆了解释论和立法论的界限，颠倒了实然和应然的关系。价值上，金融秩序说对“国家主义”和“金融机构本位主义”形成路径依赖，应袭传统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显然已经很难适应当代金融理念和
刑法现代化潮流。在对金融秩序说反思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根本法益应当是公私财产权。
2.公私财产权说的主张
其一，从比较法的角度，在批判金融秩序说对德国刑法理论误读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对金融诈骗罪侵害的法益以主、次来区分缺乏科学性。学者认为，以法益的重要程度来区分主、次显然会出现界限不清的问题，金融秩序与财产权利，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其实是难分伯仲的。因此，我国金融
刑法理论应当借鉴德国刑法理论，采用“直接”、“间接”的表述来取代“主要”、“次要”的表述。换言之，金融诈骗罪侵害的根本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②，金融秩序是其间接侵害的法益，根本法益决定犯罪的本质。[9]
其二，从立法沿革的角度，我国79年《
刑法》中没有规定金融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在单行
刑法出台之前或者单行
刑法未有涉及的情况下，一般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后来，我国刑事法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主要是“考虑到这几种诈骗都发生在金融领域，犯罪分子都利用了金融业务中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远比普通诈骗严重，”同时，“由于普通诈骗罪规定死刑的立法动议多次受阻，故单独规定比较容易对金融诈骗罪增设死刑。”[10]可见，金融诈骗罪确系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金融诈骗罪理应是诈骗罪之一种。既然诈骗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金融诈骗罪也应如此，不应因为后者前面多了“金融”二字，就白马非马了。
另外，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当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存在疑虑时，如果“解释结论能够得到其他条文的印证，解释者就会解消疑虑”。[11]笔者将金融诈骗罪的根本法益界定为公私财产权的主张，在我国《
刑法》中，有第
264条盗窃罪等规定的佐证。和诈骗罪一样，盗窃也属于传统的财产犯罪，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与金融诈骗行为在侵害法益的属性上，应当具有同质性。但是，我国立法却将前者规定在盗窃罪中，而将后者“升级”到破坏金融秩序犯罪中，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有人认为，将金融诈骗罪放在金融犯罪中，可以适用重刑乃至死刑，加强金融秩序的保护。这种解释也不尽和合理。盗窃罪也是财产罪，《
刑法》对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设置了重刑，当然也可对诈骗罪作类似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