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金融犯罪客观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当有利于
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有效抗制。金融市场中，金融犯罪的防范是一种综合机制，非刑事预防机制与刑事预防机制应当紧密衔接。将金融犯罪规定为结果犯，
刑法对金融犯罪的介入将过于拖后，会导致这两种机制的脱节。同时，当损害后果发生之后
刑法才匆忙介入，会倾向伴生事后惩治措施所固有的重罪和重刑结构，与我国当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符。[5]因此，为了实现金融刑事法网“严而不厉”的效果，应当考虑将金融犯罪既遂点往前推移，将金融犯罪的客观构成形态设计为行为犯模式。
第三，从刑事司法效率的角度，金融犯罪客观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当有利于对金融犯罪的追诉。一方面，刑事司法效率取决于刑事网络的质量，在刑事网络集中、密集的领域，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监控的可能性比较大，刑事侦查能力较强，刑事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比较容易，这种情况下，“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的运用才具有可能性。金融犯罪行为主要围绕金融市场发生，金融市场是一个法定的、有限的、特定化的人类活动空间，具备使用“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的条件。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效率也受犯罪行为自然犯形状的影响，立法对自然犯主客观方面的技术处理不如对法定犯的回旋余地大。对于作为法定犯的金融犯罪，可以在立法上采用“堵截的构成要件”技术进行规制，[6]以提高刑事司法的效率。
行为犯论者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当然，“敌忾”未必“同仇”，这些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结果犯论者的反驳，更多的则是基于学者对行为论者观点的进一步反思。对行为犯论者的质疑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7]抽象的危险犯概念自被提出时起，就遭到批评。且先撇开危险概念的“行为人危险性说”不论，单就“行为危险性”的含义，德、日
刑法理论上就存在较大争议。比如，何谓“抽象危险”？
刑法对抽象危险进行处罚的依据何在？[8]并且，危险犯将犯罪既遂点提前，注重社会防卫，使用不当有侵犯人权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