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权利滥用，本质上是法律对私权行使的一种限制，体现了法律追求“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目标。以上学说，各有合理的一面，但都很难说真正揭示了权利滥用的实质。不过，在各国的判例以及学说上，由加害目的及加害意思的主观的标准，而演进到权利人之间相对立的利益均衡之破坏、合法利益的欠缺、社会的经济的目的之违反、公序良俗之违背、诚信原为客观化，此为权利滥用理论发展的一般倾向。 [11]
（二） 英美法的表述。权利滥用在大陆法上作为一个法概念并无疑问，但在英美法上有无这一法概念或法理，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英美法上权利滥用法理不存在； [12] 但也有学者认为，权利滥用法理与英美法上的禁反言的权利放弃之法理有相通之处， [13] 英美法中的某些侵权行为，如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等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禁止权利滥用概念。笔者认为，英美法注重实用主义，对法概念或原则的抽象概括无所偏好。因此，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利滥用这一法概念，但并非意味着禁止权利滥用的法观念不存在。大陆法上设立法律原则以补充法律漏洞的做法，在英美法上则由衡平法发挥法律原则的功能。如诚实信用原则，从职能上看，它与英美法律制度中衡平法相对于普通法的作用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大量的相似之处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和功能，在英美法上是由衡平法中创设的“允诺禁反言规则”（Promissoy Estoppel Rule） 来替代的。
1907 年的瑞士民法典第一次出现禁止权利滥用的概念，该法典第2 条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权利滥用者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法条的解释，有学者就作了这样的结论：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同为权利义务之行使的准则。前者为积极原则，侧重于正面引导；后者为消极原则，侧重于反面禁止。瑞士在吸取了德国与法国的学说判例成果的基础上，将禁止权利滥用法理推向了一个新时代。此后，绝大多数国家都效仿德国或瑞士的立法例，在民法典中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律原则。我国《
宪法》第
51 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是我国法律禁止权利滥用的立法上的根据。《
民法通则》第
7 条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二权利用之禁止原则的基本规定。依此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必须实现个人利益、社会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