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分析宪法学则是以实证分析为其方法而关注宪法规范尤其自身自足性的学问，所运用的方法是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包括逻辑实证分析与社会实证分析，法实证主义的哲学背景是20世纪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人类知识不是用思辩而是采用实证的方法即经验观察与实验以及数学、逻辑等分析来建立的体系。实证知识阶段也就是实证主义哲学之鼻祖孔德所说的科学时代。科学回答不了形而上学的经验之外的道德伦理正义问题。实证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上的运用则要求对宪法规范及其逻辑结构进行描述性分析，所以规范分析宪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宪法规范而不是实际行为模式。纯粹法学的创始人凯尔森指出：“规范法学用来描述规范与法律秩序的特定联系的陈述，其本身并不是规范。只有创造法律的当局才能发布规范。法律理论学家表达规范的那种陈述，仅仅具有叙述的意义；这些陈述仿佛叙述性地仿造了规范的‘应当’。”[1]换言之，规范法学对法律规范所作出的描述性陈述是“应当的陈述”，而不同于法社会学对对象所做的“是的陈述”，规范法学对法规范的“应当的陈述”是以应当意义与结果意义相联系为条件的。规范意义上的“应当”是一种抽象层面上的，只表明规范有法律效力，而不必然意味着规范的实际效力，法律规范都具有拘束力，至于它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不发生效力那不是规范法学所及的法域疆界。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是对道德价值的祛魅，它排斥道德正义对规范分析的影响。规范分析宪法学就是这样一种只对宪法规范的“应当”意义进行描述性陈述的学问，它只对“纸面上的”规范感兴趣，规范分析宪法学所描述的陈述构成了人们关于什么是
宪法的知识信息，但它们告诉人们的不是社会成员将做什么，而是他们根据宪法规范应当做什么。在该意义上说，规范分析宪法学对规范概念意义所作的陈述就具有了一种预测的功能，霍姆斯法官说：“法学所忙于从事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也不过是预测而已”。[2]
宪法权利不过是预测了人们可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
宪法义务则是预测了如果
宪法主体做或不做某些事情，将要承担怎样的违宪制裁之责任。
宪法解释学是关于发现宪法规范并具体阐释其概念意义进而解决纷争、处理个案的技巧与方法的学问，它所运用的方法则主要是哲学解释方法与语言文字解释方法。解释学是意义宣告、阐明和结婚司的技巧，它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其基本功能在于把一种意义从一个文本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
宪法解释学就是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
宪法文本意义的技术，从而把文本规范之应当意义转换为个案的运用。宪法学必然具有解释学的性质，因为如果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有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假如从上述三维度来审视宪法学研究的现状，应当说还多停留在价值宪法学与分析规范宪法学的研究上，
宪法解释学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成为一种学术主流。具体说，
宪法解释制度的研究在我国的现状总体上仍处于十分薄弱的被动局面，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法治和宪政建设事业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起步晚。由于我国受立法权优位的影响，我国所指的
宪法解释实际上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但是这种立法性的
宪法解释其性质仍然是立法或立宪，是作者即立法者解释而不是诠释学意义上读者即法院或法官的解释，因此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性的
宪法解释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二，研究的成果偏少。目前对于我国宪法解释理论与制度还缺乏专门系统的深入研究，宪法学界对我国宪法解释理论和制度的研究基本是在
宪法教科书或
宪法著作中列专章一般性的介绍，专门论述
宪法解释的著作偏少。[3]所以总体感觉就是对于
宪法解释的研究还未在我国学界引起足够的应有的重视，研究力量薄弱，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整体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其三，
关于宪法解释的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仅在2002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过一次。[4]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尚未真正展开，对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广泛的学术讨论。其四，在目前
宪法解释的理论层面上，学者们着重研究的是
宪法解释的目的、模式、价值取向以及国外
宪法解释的一般介绍等问题，而对
宪法解释的基本概念、解释主体、解释目标、解释原则与解释方法、以及
宪法解释所涉及到的立法与司法、
宪法解释与
宪法修改、
宪法解释与
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与
宪法适用、
宪法解释与宪政、
宪法解释在
宪法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从
宪法法理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十分缺乏，尤其是运用诠释学对
宪法解释进行专题研究可能还是空白。所以，从我国的宪法学研究总体看，
宪法解释的理论研究仍然是一个
宪法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虽然，宪法学理论研究者已有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为数甚少，尚不能从整体上形成注重研究之风，对
宪法解释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此，急需加大对
宪法解释研究的力度，在必要时创建
宪法解释学这门学科体系，探讨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宪法解释学学科，以进一步推动
宪法研究之深入发展。
